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要求再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同为中共资格最老的党员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面对面的交锋。毛泽东指责张国焘：“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还是作了让步。毛泽东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当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这样，会议经讨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张国焘对毛泽东极为不满，即使在多年后重提这一会议时，仍咒骂毛泽东是“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这足以说明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实现其野心难以逾越的障碍。
沙窝会议之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于8月20日把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偏僻地区西进的主张。这意味着张国焘与党中央、毛泽东的斗争远未结束。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作战行动问题作了讲话。他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他主张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提出，红军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原，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参加会议的四方面军负责人徐向前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陈昌浩等人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还为会议作了结论，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他强调，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这种精神与张国焘鼓吹的西进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或南下)的主张，迫使中央在七八月中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这些争论，统一党内的认识。而在这两个月中，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到达毛儿盖并有北上的意图，便调动30万大军，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只是由于他判断红军不会从草地北上，所以未在草地一线部署重兵。而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草地北上至陕甘的主张，再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被他认为是不可能通过的地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毛泽东开完毛儿盖会议之后，于8月21日与右路军一起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草原。
川西北大草原，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极为恶劣，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每年5月至9月，是这一地区的雨季。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是危险，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这种极其险恶的自然条件使人类的脚步很少光顾此间。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就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但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战术的指挥者，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走出草地。
在大部队向草地行军之前，8月17日清晨，一军团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突然接到通知，要该团担任进入草地的先遣团，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还是生平第一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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