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说明他对一、四方面军的会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评价。当然，他也看到今后会有很多困难，他对韩东山说：“中国的革命才刚开始，道路还很遥远，斗争还很复杂，一定要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奋斗到底！”尽管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着充分的估计，但是，他以及他的战友也都未必预料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会如此之快就产生重大的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达维庆祝会师后的第二天清晨又继续前进了。临行前韩东山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们走后，后面的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要把警卫工作布置好，掩护部队安全通过。现在确定将五军团三十七团交你指挥，待我们从懋功出发后，你们再行动，明白吗？”毛泽东说着，又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然后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道挥动军帽，同四方面军的部队告别。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表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深入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国内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北上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主要行动方向，也是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退却转变为新的进攻的巧妙结合。
6月16日，毛泽东到达懋功后，见到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向他询问了部队情况，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关怀，还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6日，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首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向张国焘申明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任务。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主张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即西进或南下)。从此，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北上南下之争。
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主要来源于他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成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样严重，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由此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北部边远地区退却，与敌休战。这种方针在战略上是不适当的。因为蒋介石正企图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以西地区，阻止红军向北或向东发展，切断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置红军于困境，然后寻机消灭之。此外，这些地区多是穷乡僻壤，少数民族居多，存在着民族间的隔阂，红军若以此为根据地必然造成供给和兵源的困难。因此西进或南下是错误的方针。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方针则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提出来的。北上川陕甘，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有较好的条件和深远的意义：一是此地地理环境接近华北抗日前沿，有利于红军开往抗日前线；二是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有利于支持红军作战；三是这一地区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活动，与他们会师后可以在较短时间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
但是，张国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张国焘同为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期待着这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能够放弃原有主张，希望一、四方面军能够团结起来，与其他部队联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6月18日，党中央、毛泽东再电张国焘，申明北上方针。20日，又致电张国焘，请他赶来懋功，以便商议决定战略方针。
为了与张国焘面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抵达商河口镇。中央准备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建立根据地助战略方针。
为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块大平地上，布置了欢迎会场。6月25日上午，天一直下着雨，毛泽东也一直耐心等待着张国焘的到来。终于，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卫下，赶到了两河口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员冒着倾盆大雨，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骑马飞驰而来，马过之处溅了毛泽东等一身泥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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