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所谓建设计划，即暗中准备的抗日部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进行战备的建设。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求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奠定了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加紧第五次围剿，力图早日安内以进行攘外。
是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边界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大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山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决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2）］。
是年夏，华北事件发生，日军要求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三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虽电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13）］。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蒋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从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败走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3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将此三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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