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可战而战”，是说中国是弱国，而且又没有实力，没有准备好，是无法与日本作战的。蒋介石早存抗日之心，但又未做好准备，表面上便一味妥协。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16）］！”正基于此种认识，蒋介石在与日交涉时，显得处处退让，以待时机，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对他的思想领悟最透，他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讲演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假使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的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因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表现出的隐蔽性就特别强。
第二，反共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特别强调反共，即“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蒋介石在《五省剿匪会议》上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抗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
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只好将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7）］。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反共，在他眼里，共产党与日本都是致他死命的仇敌，因此，他的抗日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反共性就尤明显。
第三，持久性。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具有持久性。持久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抗日思想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性，从模糊到坚定，从局部到整体，从无准备，到有准备，酝酿、形成的时间很长；二是鉴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认识，日本是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又是落后的弱国。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正如蒋介石所说的，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可靠的后方根据地，自1935年入川以后，才觉得抗日之战有了办法，“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8）］。
不战则一再妥协、退让，一旦下决心，便无回头的余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时，蒋介石便将他持久战略计划表述的很清楚。他说：“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最后必分胜败。如就兵力及国力比较，我国殊少胜利把握。但毅然与之作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者，系基于以下三项根据：
（1）自二十四年以四川为后方根据地后，即以四川为国民政府之基础。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
（2）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我一时一地之得失，无害于根本大计。唯一方针，就是持久。
（3）阿比西尼亚之亡国，虽因国际正义之不张；但中国在地理上与军事上，与阿国不同。我国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19）］。
第四，国际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自始至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主张“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军民，共赴国难”［（20）］。他把国际正义的力量看得高于和先于国内军民的力量。他在向国人解释说：“国际联盟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各国致力以防止侵略。此次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二十二日，国联行政委员会开会，对于停止军事行动及撤退军队，已有决议。政府已电请国联行政院一俟日军撤退，应立即设法对此蛮横事件，谋一极正当之解决。深信此次事件，苟给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援救”［（21）］。”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愤慨，在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案中，日本以1票对13票败北。依靠国际的力量调停，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基点，作为方针，不做最终自力更生，只能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代表即向国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停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联会员国各国代表一致声援中国，要求坚持盟约。后国联设置“十九国委员会”积极斡旋，终于达成中日两国《淞沪停战协定》。
国联为了调解中日矛盾，1932年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蒋介石在外交上依靠国际正义的力量，有理有利地对日本进行抵抗，应该说是一种有效抗日的思想与途径。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结束，他始终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与主张。
（三）
以上分析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与特点，只是1927—1937年的抗战思想。他的抗日思想也有鲜明的阶段性，比如“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中出现联共抗日的因素，尽管在他内心深处，对“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22）］，但毕竟承认了中共及其武装的存在，接纳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合理的主张。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迁延不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思想，亦是血浓于水的最好注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发表谈话：“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23）］。尽管事态的发展，并不象蒋介石讲的那样，但蒋当时的态度还是积极与诚恳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逝者如斯，星移物换，但古老的长城还在，大好的河山依旧，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还要生衍繁息，这就是历史。一旦龙的传人再度面临外来势力侵略时，中国人会重新携手，共同抗敌，取得胜利。从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利益上说，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因此，重温历史，对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亦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评价认识，但对其抗日思想中不依靠广大民众及反共诸主张，则是应予否定的。（注释按惯例隐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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