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07 06:11:1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赵敏俐 参加讨论
关键词：古典文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早期经典,指的是先秦时代留下来的传世文献。这些文献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渊薮和无价之宝,经过汉代人的整理保存下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从汉到唐的这一时期,这些经典在人们心目中始终处于很高地位,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语)。虽然由于时代久远,记载缺失,人们对这些经典在先秦时代的书写与传承过程所知甚少,但是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质疑。宋代以后兴起了辨伪考证之风,开始了对中国早期经典的考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经典本身的真伪,第二是作者是否可靠,两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先秦简帛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关于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重新成为关注热点,有的从出土文献角度切入,有的从文学理论角度切入,有的从外国学者视角切入。这说明,关于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远非通过简单的文献比对就可以弄清,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学术背景。由此,我们可以把中国早期经典作者的复杂性称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这一文化现象的研讨,进一步认识早期作者在经典生成和中华文化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由于这一问题复杂,本文所论未必全面,仅以此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中国早期经典作者的四种情况 据《汉书·艺文志》所辑录的中国早期经典,作者问题极为复杂。或有名,或无名,或有名而不确,或有名而无法考知,或系后人附会,或属故意假托。可见,关于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汉代人已经弄不清楚。对此,今人多有探讨。如余嘉锡从古籍校读的角度就曾指出:“周秦之书,不必手著。《汉志》所载之姓名,不尽属之著述之人。”“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其实，古籍著录中的作者问题，不仅仅影响了对于古籍的校读和真伪的考辨,进而影响了对古籍的价值评判和先秦学术史的研究。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早期经典作者复杂的著录情况先做一系统梳理和简单说明,以便展开后面的讨论。根据《汉书·艺文志》等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将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概括为以下四种主要情况。 （一）没有具体作者 现存中国最早的书写文献往往没有具体作者。《汉书·艺文志》载六艺古经，在书目下都没有作者名字。只是在后面的叙述中提到了相关人物，如《易》的产生是伏羲始作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在这里，伏羲显然不是《周易》的作者，他只是传说中八卦的发明者;传说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但是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辞，386爻每一爻的爻辞到底是谁而作，也没有明确记载。古代一般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但是现代也有人怀疑，因为在原典之中并没有作者名字显现。《尚书》也是如此，虽然它所记录的是帝王的言行和故事，但是文字为谁所记，并没有明确记录。按班固《艺文志》所言:“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若按此说，孔子也不过是最后的编者。《艺文志》又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由此而言，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左史官，但是具体到每一篇，是由哪一位左史官所记，我们也不清楚。更何况，《尚书》一书以记言为主，如果我们相信《尚书》是左史官所记载的帝王之言，左史官也只是一个记录者，其实也算不上作者。如《无逸》一篇，记载的是周公训戒成王的话。那么，这篇文献的作者，应该算作周公还是记录者呢?话是周公说的，后世也都把它当作周公的言论而引用，可是《无逸》所录应该不是周公的原话，而是经过记录者书面加工的话。可见，对于《尚书》诸篇的作者问题，我们是不能用今天的观点来判断的。《诗》的情况更为复杂，作者不清楚，编者也不清楚。按《汉书》的说法是“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但是据相关史料，我们知道“诗三百”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基本的规模，孔子究竟在《诗经》的编辑过程中做过多少工作，一直存在着争议。说到具体诗篇，《诗经》中有三首诗提到了作者名字:《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但是在《诗经》标题下从来都没有署名作者，只有《毛诗序》里面才提到。可是《毛诗序》说到其中的好多诗篇的具体作者，大多数都缺乏相关的材料作为辅证，因而多受后人批评。作为最早的礼类经典是《仪礼》，在现存先秦两汉典籍中没有留下相关记载，究竟为何人所写何人所编，连汉代人都不知晓。可见，春秋以前的著作基本不知作者之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二）作者记载模糊不清 中国早期经典中还有更多的著作，虽然标明了作者，但是有关作者的记载却是模糊不清的。如《晏子》、《管子》、《老子》、《邓析》、《关尹子》等，书名与人名相同，但是这些著作是否为他们个人所著，历史上都没有明确记载。如果参考相关文献进行综合考证，这些作者的署名都有问题。据《汉书·艺文志》载:“《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但我们知道，现存的《晏子春秋》一书，乃是有关晏子故事的辑录，全书基本上都是以第三者的口气进行叙述，并且带有很强的传闻性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晏子春秋》一书，是西汉时代刘向去其重复而重新编定的。据1972年临沂汉墓出土的《晏子》残篇，可以肯定刘向整理的这些材料出自先秦，但作者却不会是晏子本人，《汉书·艺文志》的话也有些模糊，没有明确说此书作者就是晏子，所以后人一般都认为“其单篇作者可能分别是晏子后人宾客及民间史家”。《管子》一书的情况与之相类,《汉书·艺文志》说:“《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但是据后人研究,此书只是管子学派的著作汇编,产生时代可能在战国中期,而不会在孔子之前。它同样是在西汉刘向时代才最后编成的。现存《老子》一书,据司马迁《史记》所言,“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可是司马迁本身对这一说法也不敢肯定,他接下来又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接下来又引周太史儋的传闻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专门列出《老子》一书,只是著录了“《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可见这个本子是与邻氏的注本合一的,在老子诸多版本中占有什么地位不得而知,而汉代以后传世本中年代最早的是《老子》河上公本,在《汉书·艺文志》中偏偏不录。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与传世本有很大不同。这些都说明,《老子》一书是否为早于孔子的个人著述,甚至连老子其人的存在都有好多疑问。又《汉书·艺文志》载:“《邓析》二篇。郑人，与子产并时。”“《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但两书都有后世附会之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有辨析。 以上所录,虽然经后人考证,作者问题值得怀疑,但是其书与所属作者之间毕竟有紧密的联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这样著录自有原因。用余嘉锡的话说:“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下注某名者,以其书有姓无名,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也,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至若《汉志》所录另外一些著作,其作者的真实性连班固也表示怀疑。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三）职业通称与著者别称混淆 由于受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早期的书写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巫史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化阶层,他们也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主要书写者。书写由此而成为他们的职业并代代相传。这其中史官的作用尤其重要。这些史官中不乏有杰出者,如周王朝的内史过,楚国的左史倚相,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以个体出名,而是代代以官号相称。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早期经典的署名当中,就出现了职业通称与著者别称相混的现象。 中国早期的史学著作,如传说中的《百国春秋》,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都没有作者的名字。现存传世的《国语》与《左传》则是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巧得很,这两部著作的作者据说都是左丘明,而且在相关历史文献上都可以找到出处。关于《国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少卿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关于《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那么,这两部书的作者左丘明是一个人吗?有人认为是,如王充《论衡·案书篇》就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但是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细究,似乎又不是一个人。按《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的说法,这个写《国语》的人应该是一个名叫“左丘”或者姓“左丘”后来又失明的人,而《十二诸侯年表》里写作《左氏春秋》的人左丘明则是“鲁君子”,《艺文志》里作《左氏传》的左丘明则是“鲁太史”。他到底是姓“左丘”名“明”,还是姓“左”名“丘明”?说不清。如果比照《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以姓命名之例,则《左氏传》的作者应该姓“左”名“丘明”才更合乎情理。这样,《左传》的作者与《国语》作者就不会是一个人。一个是姓“左”名“丘明”，一个是姓“左丘”名“明”。可是,如果说上述记载所说的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历史上竟有这样的巧合,两部书的作者三个字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两部书的作者到底是什么关系?自汉至今也没有能说得清。我们知道,孔子之前的各国历史均由史官书写,史官代代相承,名称也有通称和别称之分。在一般的文献中不仅记载史官的别称,更多的时候往往记载其通称,而且二者往往相混而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此处所记载的齐国大史官应该都有具体的名字,但这里并没有提及,只是提及官名“大史”,这个“大史”就不是仅指一个人,起码指齐大史兄弟四人,是以官名替了具体人名。或者在前面加上国名,如周太史,或者在后面加上人名,如太史克。因为史官世袭,所以在史书中提到某一史官时,未必指同一个人。除史官之外,其他人称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左传》中有晋国大夫“赵孟”,最早出现在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实际指的是赵盾;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又出现一个“赵孟”,是赵武,亦称赵文子;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又出现一个“赵孟”,实际指的是赵鞅;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又出现一个“赵孟”,实际指的是赵简子。在《左传》这部书中,“赵孟”与“赵盾”、“赵武”、“赵鞅”、“赵简子”就这样交互使用。在这里,“赵孟”是通称,而“赵盾”等则是别称。所以,当《左传》中出现“赵孟”的时候,我们不能一下断定他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只有结合具体语境,考察事件发生的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个“赵孟”具体所指是谁。更典型的是《史记》,“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和其父司马谈共用之名。所以,此书中的“太史公”究竟为谁,具体所指是司马迁还是其父,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进行判断才知道。如《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泣曰……”。这段话中的“太史公”,自然是司马谈。但在有的篇目中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太史公”到底指的是谁,如每篇纪传后面的“太史公曰”,究竟是司马迁曰还是司马谈曰?我们已经弄不太清楚。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其父临终前手把手的嘱托:“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见,《史记》一书虽然署名为司马迁,但是其父司马谈为《史记》的写作也准备了很多材料,包括一些初稿或者篇目当为其父所作。《史记》这部书的名字最初就叫《太史公书》,著者其实应该包括司马迁父子二人。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张守节《正义》:“《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它说明先秦时代某一职业名人,常常会变成后世同一职业之人的通称。由此我们推论,“左丘明”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它不是由职业通称代替作者别称,而是由作者别称代替了职业通称,即左丘明可能是春秋时代鲁国史官之杰出者,是孔子也对他特别尊敬的一个人。而最初撰写《左传》的史官可能属于左氏这个史官世家中的一员,所以也被人称之为左丘明,连同《国语》的作者都冠上了他的名字。 （四）群体著述的个体署名 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不仅存在着职业通称和著者别称的混淆,而且还存在着群体著述却个体署名的现象。对此,学者们早有共识,如《尚书》、《周易》、《仪礼》等等,当为群体所著所记所编,《论语》 也是孔子的弟子与后学们相与论纂而成。有些著作的署名虽为个体,但实际情况也可能是群体。此类情况比较普遍,此处无须赘述。但既然是群体著述而署名个体,具体到每一部书中的实际形成情况便千差万别,争论甚多。如《庄子》一书,《汉书》中题名庄子,但并非个人专著,而是庄子及其后学所作。那么，究竟哪些属于庄子所著,哪些是其后学所著?没有明确记载。人们一般认为《内篇》七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篇》和《杂篇》则为其后学所作,理由是《内篇》的观点基本统一,而且各篇之间有一个清晰的逻辑关系,文章风格一致,理应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内容驳杂,自然是其后学所作。但是有人则认为,正因为《内篇》在内容和形式上太整齐划一了,从篇题上看就属于晚出,而且,司马迁在《老庄申韩列传》中所提到的《庄子》一书的篇目,如《渔父》、《盗跖》、《胠箧》等,恰在《外篇》和《杂篇》,因此《外篇》和《杂篇》更能体现庄子思想的最初面貌。孰是孰非,到今天并没有解决。《墨子》一书,本就是墨家学派著作的汇编,现在一般都认为,《墨子》一书并非墨子自著,而是其门人后学辑录与编撰的。今存《墨子》一书,有文章53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组,各组之间内容不同,行文有异,产生时间有前后。史称墨子死后,其学说分为三派,《墨子》一书中的文章,起码应该包含这三派的论述。可是具体哪一篇为何派何人所作,已经无从知晓。而《孟子》一书,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则应该是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等人共同完成的。再具体深究,这七篇之作,究竟哪篇为孟子所撰,哪篇为他的学生们所撰,还是每一篇都是共同讨论修改的结果,后人都不知晓。《吕氏春秋》一书,更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在这里,吕不韦究竟是否参与了具体写作都成问题。按我们今天的著书体例,此书应该题为“吕不韦主编”才对。经当代学者的研究,现存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数都很难说是个人独立之作,都可能有后学、门人或者其他人记录编写的情况存在。 二、中国早期的书写制度与撰述传统 中国早期经典中的作者问题的复杂性,虽然早有学者们论及,但是,这种状况由什么原因而造成,却没有人做过认真和系统的探讨。下面,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源自于中国早期的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 我们知道,在中国早期,文字和书写是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有条件进行文字撰述的,主要是王朝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化官员,如从事占卜的巫,从事记事的史,从事礼乐的乐官等等。书写是他们的职业,但书写的内容并非为他们所有。如甲骨卜辞,有专门的刻写工具,需要有书写的技术,还有“习刻”的甲骨出土,说明在当时就有专门的书写者。史官传统更是源远流长。《周礼》中所记录的以“史”为职者甚多,其中与书写制度有关的“史”则是其中重要部分。《天官冢宰》:“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虽然《周礼》为后人所记,有理想化成分,但是与其他典籍相互参照,仍然可以看出史官记录在早期王朝中的重要性。《国语·周语上》有内史过,生在惠王、襄王时,襄王时还有内史兴,二人均为周王重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和《僖公十一年》也记载了惠王与内史过的谈话,《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还记载有周王的内史叔兴父,《文公元年》和《文公十四年》中还有周王内史叔服。此外,《桓公二年》、《襄公十年》还提到了没有名字的“内史”。如我们前文所引,当时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春秋》,都由史官所著,与各诸侯国的兴盛衰亡相终始,大多数都有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历史上很少留下这些史官的名字,他们也不享有这些史书的著作权,记事只不过是他们的职责而已。这应该归因于当时的书写制度。 中国早期史书的记载没有作者,诗的创作与修改也极少提到作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三百》篇,最早的作品是用于商王朝祭祀的《商颂》,场面宏大,内容丰富,情感充沛,文辞华美,如果不是经过精心结撰,绝不会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按此说法,武王就应该是《大武》乐章的作者。但是这一记载又比较模糊,并不被《毛诗序》所采信。关于《武》的作者,先秦两汉有多种说法。如《吕氏春秋·古乐篇》:“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文王受命而王,……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白虎通》卷三:“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又曰:“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以上说法各有道理。不过,以情理推论,无论说《大武》是武王作还是周公作,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讲,像《大武》那样气势宏大、具有开国史诗式的作品,一定要由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创作指导才能完成并得以演出,但历史上同样见不到他们的名字。这说明,当时的确应该存在着相应的诗歌书写制度,一定有从事诗歌创作、教授、表演的专门文化人才。《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郑玄注:“师挚,鲁大师之名。始,犹首也。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大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有洋洋盈耳,听而美之。”这三段文献中都提到了“大师”,由此可见,“大师”在《诗三百》的创作和传承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可能既是创作者、搜集整理者,又是编辑加工者、诗艺传授者。但是,在现存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他们在《诗三百》的创作传承过程中到底做了哪些贡献,连他们的名字我们也知之甚少。这说明,诗的创作、表演、教授和传承,都属于大师的份内工作,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无论在一首诗中做出了多少贡献,都不享有著作者的权力,这里没有作者的地位,也没有编写者的地位。这同样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书写制度。 中国早期经典著述也有独特的传统,就是世代传承的群体撰述,如《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都是历代的王朝史官、礼官和乐官共同书写并经过长期编撰的结果。这种情况到汉代仍然存在,如司马谈父子相继为史官,司马迁就曾自豪地宣称:“司马氏世典周史。”《史记》实为司马迁父子二人合著。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早期著述独特的世代传承的撰述传统,并且把司马谈父子作《史记》当作一个范例的话,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左丘明其人以及其与《国语》、《左传》之关系,找到一个新思路。按《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此而言,这个左丘明,应该是与孔子同时且比孔子年长的人。但是如果据《史记》、《汉书》中说左丘明据孔子所修《春秋》而作《左传》的话,这个左丘明应该比孔子略小。《左传》记事的最晚年限是鲁哀公二十七年,为孔子去世之后11年(前468),而在这一年里所记的最后一件事是鲁悼公四年智伯围郑,发生于前464年,距孔子去世已经15年。由此我们推测,左丘明很可能是鲁太史中的杰出代表,因而被后人当作是鲁太史的代称和《左传》的作者。而《国语》记录的范围,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之事,约在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其记录的下限比《左传》还要晚11年。《国语》所记录的主要是各国贵族大夫在发生国家大事和朝聘、宴飨等重要活动中的建言、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从这一点看,《国语》更应该为史官世代传承之作,到了后来,左丘明才被当作鲁太史的代名而同样被后人视为《国语》的作者。 这种世代传承的群体撰述传统,不但在史书撰写中存在,在私家著述中也同样存在。无论是对传统文献的传承与阐释,还是诸子百家的兴论立说,莫不如此。最有代表性的当为十篇《易传》,传为孔子所作。今人从孔子的生平事迹入手进行多方面的考察,证明孔子并不是《易传》的作者。但是从《论语》、《史记》和《易传》中多称“子曰”等传世文献看,孔子对《易》曾有过深入的研究,也应该有相当多的言论,其弟子们据此而立说,代代相传,最终在战国时代写成《易传》十篇,也是有根据的。《汉书·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如此说来,《易传》的产生,与孔子关系甚大,后人将其归之于孔子,也自有其道理,它强调了孔子在《易传》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再看《春秋》三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春秋公羊传》徐彦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题亲师,故曰《公羊》。”《春秋谷梁传》杨士勋疏:“谷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春秋三传》都是经学家历代传承的群体撰述。 无论从书写制度还是撰述传统来看,群体撰述都是中国早期经典最主要的撰述方式。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古书往往被认为是某某所撰呢?这可能是因为后人从《汉志》著录方式所引起的误解。如《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余嘉锡对此解释说:“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也就是说,《汉志》的这种著录方式,只是意在说明《公羊传》一书之得名与“公羊子”有关,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此书就是“公羊子”自撰。其传授系统,按唐徐彦疏引戴宏序所言:“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此再做考证,进而指出:“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这个考证辨析是非常好的,但是《四库提要》写这一考证的重要目的,并不是强调这部书的群体撰述性质,而是要说明旧题《公羊传》的作者为公羊高是不对的,认为此书“确为寿撰”,应该题为公羊寿才对。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既然在这部书的撰写过程中有那么多人的参与,正确的提法就应当是公羊高等人群体撰述才对,将这部书的著作权归于最后的撰述者公羊寿的方式也是不妥的。这是典型的将群体撰述误题为个人撰述的现象。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之所以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早期的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与后世有异。王官制度下的早期经典只有书写者而没有作者,他们递相传授,世代累积,但书写者并不享有作者的身份,在书写中也很少留下他们的名字,书写只不过是他们的职业。即便是在王官制度解体之后,自战国以来的诸子立说和经典阐释,仍然沿习着学派群体递相传授的撰述传统。而正是这一传统,反过来又推动私学著述的盛行,但最终并没有产生纯粹的个体著述。 三、著述意识的萌发与中国早期的“私家著述” 中国早期经典作者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我们还需要从中国早期著述意识发展的角度加以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发明很早,文字发明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记事记言,即寻找一种物质载体,把先民们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用物质的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现存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本是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商周铜器铭文则以记录赏赐功劳为主。它们都属于中国早期记事,严格说来算不上著述。而传世的最早经典文献,如《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是先民早期生活、思想、情感的记录或经验总结,它们之所以没有具体著者,也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属于个体著述。所以,对于这些早期经典而言,本来就不存在这方面的争议。作者问题之所以产生,首先是与个体著述意识的萌发紧密相关的。 据现有材料来看,个体著述意识的萌发应该在春秋后期。其先声是从“立言不朽”的认识开始。由于早期的文字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只有当时的帝王和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的言行才有可能被史官用文字记录下来,客观上便有了传之不朽的功效。发展到春秋之际,便有了“立言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这是在现存文献中第一次见到将“立言”提升到“不朽”高度的话,并将其与“立德”、“立功”相并列。当然,这里所说的“言”,不会是一般的日常对话之言,而是指具有深刻思想见解的“名言”,这体现了时人对于文化思想价值的重视,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如果说,《尚书》中所记载的主要是帝王名言,那么,《国语》一书,则主要记载的就是当时一些士大夫的“名言”了。臧文仲是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和鲁文公的四朝大夫,是鲁国的一代名臣。和《国语》中的诸多名臣一样,他的言语,在《国语·鲁语上》有多处记载。如:“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公使往。从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请之,其为选事乎?’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给鲁庄公出主意,建议用鲁国的宝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他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并回答从者的质疑,说当国家危难之际,居官者只有这样做才算尽职。鲁庄公听了臧文仲的建议,让他带着宝物去齐国借粮,齐国被他的陈辞所感动,不但借给鲁国粮食,还退回了他带来的鲁国宝物。臧文仲在这件事上为鲁国立了大功,他说的话也深明大义,史官把他的话记于史书,所以叔孙豹说他可以“不朽”,这应该是那个时代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应该是《国语》这部书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它的独特价值所在。可见,到了那个时代,圣贤之“言”虽然受到了空前重视,可是还要靠史官们记录下来,个体的著述意识尚没有明确产生。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孔子可能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个体著述并由此而“立言”的人。从时代变化的角度讲,孔子之所以开个体著述之先河,首先是因为文化的发展和私学的产生,有一个从官学到私学的巨大历史变革过程。但是孔子的著述与后人的著书立言还有很大不同。《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朱熹《论语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朱熹继承了《乐记》之说,在这里辨析了“作”与“述”的不同,很有道理。孔子一生的主要文化功绩是“信古而传述”,即编辑和阐释经典。包括《春秋》一书,也是他根据鲁史而改写的。今人龚鹏程认为,中国古代有“神圣性作者观”,即将一切创造性力量视为来自神或具有神圣性的“东西”,基于这一信仰,人们在作诗著书之际,不敢自居于作者,而将作者的荣耀归于古先圣哲,孔子就属于这样的人。李春青也持同样的态度,他认为直到孟子和荀子仍然不敢将自己的著作称之为“作”,“有一个从孟子到荀子呈现一个‘神化’或‘圣化’孔子的过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参与建构的儒家学说确立一个‘神圣性作者’,以此为该学说合法性之依据。”他还认为中国古代将神圣的作者观最终变成世俗的作者观,是到了汉代以后。龚、李两说很有启发意义,说明到战国诸子阶段,尚没有明确而独立的作者意识。当然,从实际的创作情况来看,孔子对《春秋》的改写,已经不能完全用“述”来涵盖,的确已经有了“作”的意识。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可见,《春秋》一书无论是孔子自己笔书还是口授于弟子,总之都是因鲁史而编写传述,都有“作”的意味,是在“述”名义之下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思想用特殊的语言修辞之法呈现出来。所谓“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由此可见,虽然孔子本人宣称“述而不作”,后人还是把孔子因鲁史而写的《春秋》称之为“作”,因为这里面的确有很强的“作”的成分。事实上,从孔子开始,中国历史的确逐步进入了由“述”而“作”的时代。《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自孔子以后,述作之风日渐流行,终于迎来了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一由“述”转“作”的过程中,以孔门弟子为代表,逐渐产生了三种著述形式。 第一种是由《论语》而开创的“语录体”。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出于对孔子的怀念与仰慕,将他生前的重要言语都追记下来,纂辑为《论语》一书。《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以一部书专门辑录一人之言,通过给孔子“立言”的方式以显示其伟大和“不朽”,它借鉴并超越了以记录各国名臣贤人之言的《国语》,可以看作中国古代书写从“述”向“作”转向的重要标志。此书虽非孔子本人所撰,但是它的文化效应不可低估。从著书体例上看,其他的诸子之作都由此发展而来。如《墨子》的多数文章都以“子墨子曰”或者墨子与其他人的对话开始,以“记言”为主。《孟子》的文章也是如此,这显然深受《论语》的影响⑦。而《庄子》一书则自称“以卮言为曼衍,以寓言为真,以重言为广”,同样借助于别人之言和虚构之言来说理,“对话式”的叙述仍然是其写作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把其后的诸子言说大兴看作是在《论语》基础上,从追记先师之言到记录自家之言的发展。 第二种是“经典阐释体”。孔子对经典的阐述,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经》,《论语》中有多条记载。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更多的孔子关于《诗经》的论述。《孔子诗论》出土有残缺,整理过程中对各简顺序的文字认定也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最初甚至连此文献是否为孔子所作也有争论。《孔子诗论》的内容丰富,有对具体篇章的解说,更有对诗之义理的分析,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是最有代表性的早期经典阐释体。我们把它同《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毛诗序》等经典阐释著作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同时,再仔细将其和《礼记·缁衣》、《易传》等进行比较,会清楚地发现,孔门后学是如何将经典阐释由语录体逐渐演变成长篇专论的。在先秦著述中,《周易·系辞》、《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则代表了最早的从经典阐释体中发展而成的专论式文章。 第三种则是“学派论述体”。在师法仲尼的基础上,孔门后学形成了传述经典的一个个不同流派,也开启了递相传授的师承传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汉书·儒林传》:“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些孔门后学纷纷著书立说。如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作中,就有“《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羋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这些著作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以情理推测,都不是他们的个人著述,而是这些学派中不同传人的论述合集。 虽然以上三种类型分开来看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从实际书写来看则互有交叉,界限并不清楚。在经典阐释体中也会有语录体的出现,如《易传·系辞》、《礼记·缁衣》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孔子语录;而以语录体为主线而连缀成文的经典阐释,则又像是一篇篇专论,如《礼记》中的一些篇章既可以看作是对古礼的解释,与《仪礼》有对应关系;而有的篇章则已经发展成结构完整的单篇论文,如《大学》、《中庸》、《缁衣》诸篇,但它们都没有具体作者署名。而学派论述式的著作,如《孟子》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与语录;《荀子》则往往引经据典,有些篇章又具有经典阐释的味道。总之,自孔子之后,中国古代的著述之风才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书写范式。除孔门后学之外,其他学派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晏子》、《管子》、《文子》等著作,还有与子产同时传为郑人所作的《邓析》,略晚于孔子的《墨子》,以及与孟子约略前后同时的《尹文子》、《公孙龙子》、《惠子》、《庄子》等等,其著述形式也与儒家各派相一致,同样也没有具体作者署名。因此,我们都不能将这些著述称之为“个体著述”,而只能将其称之为“私家著述”。 “私家著述”之所以不同于“个体著述”,是因为它所呈现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的特殊形态。在这一时期,个人著述的意识已经萌发,有许多著作最初也都是个人所著。但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无论是语录体、经典阐释体还是学派论著体;无论是以一部书的形式流传还是以单篇的方式流传,都没有明确的个体署名意识,在历史上没有留下明确的独立作者名字。近年来,郭店楚墓竹简发现了战国早期的一些论著,除简本《老子》之外,还包括《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诸篇,这些文章都以单篇方式呈现,不但没有篇题,更没有作者,篇题都是整理者所加,作者也无从可考,这从出土文献方面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至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先秦原典,基本都是由这些单篇组合而成,由一个学派的好多人共同完成。单篇的作者尚无署名,集合而成的著作当然更不会是专属于某人的个体著述。如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孟子》则是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等人共同撰写,《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其门客们所著。可以说,在先秦时代,没有争议、纯粹属于一个人完成的著述几乎没有,连《荀子》、《韩非子》的争议也很大。所以我们还不能将这些著作称之为“个体著述”,而只能称之为“私家著述”。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之所以复杂,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因为先秦时代尚不存在明确的个体著述意识,自然也就不会有明确的个体作者,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留下来的作者信息也极其有限,他们与中国早期经典也存在着远较后世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以后世的著述观念来考证先秦经典的作者,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认识。 四、建立与早期经典生成同步的动态作者观 以上我们对中国早期经典作者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了初步解释,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经典著作的作者问题之所以复杂,关键源自于那个时代的书写制度和群体撰述传统,源自于那个时代的个体著述意识尚不成熟。这本身也是中国早期文化中产生的独特现象,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并进行研究。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早期经典作者问题研究的难度之大,那么,为什么近百年来的学者们还一直热衷于此呢? 我们知道,从一般常理来讲,无论中国早期的书写属于王官职事还是私家著述,也无论仅仅为了记事记言还是为了表达个人思想或言志抒情,总之,既然这些著作都是由人写下来的,它就应该或多或少地体现书写者的主体意志。我们要把这些经典当作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获取其中的丰富内容并且做出有效解读,就免不了要涉及书写主体,探寻其著述的理由和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自然就要讨论作者问题。所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讨论,虽然许多学者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仍然还是执著于寻找那个作者,因为这个问题不可回避。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为代表的一大批出土文献的大发现,为这一争论增加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话题。如《孔子诗论》被发现之后,学界马上就对其作者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人认为作者是孔子,有的人认为是子夏,有的人认为是子羔,有的人认为是子上,有的人认为是不知名作者。而陈桐生则认为:“《孔子诗论》的成书年代大致在子思之后,孟子之前,它的作者是专治《诗三百》的儒家经师,与讲心性学说的子思派学者有紧密的学术联系。”相比较各家观点,陈桐生关于《孔子诗论》作者问题的研究显然更切合中国早期经典的传承实际,因为他考虑了更为复杂的因素。但是从最终的学术目标来说,陈桐生还是要为《孔子诗论》寻找一个像后世著作一样明确的作者,这与他前面的论说是矛盾的,最终又重新陷入了传统思维的困局。如上文所言,中国早期经典作者表现形态有四种情况,或没有具体作者,或作者记载模糊不确,或职业通称与作者别称混淆,或群体著述以个体方式署名。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源自当时的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与后世有异,早期作者的个体著述意识尚未成熟。这说明,在先秦时代基本上并不存在如后世一样著作权十分明确的“作者”。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这种文化现象,走出以往研究的困境,将对经典作者的最终寻找,变成对其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互动研究。在我看来,要弄清先秦经典的作者问题,不但要考虑它的最终生成形态,还必须考虑这些经典生成过程的文化环境,考虑作者与经典之间的关系,既要考虑经典自身的特点,也要考虑“作者”的身份与属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合这些早期经典生成的复杂情况,在确定某一作者的同时,确定它在某部经典生成中的地位和它在中华文化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建立一个动态的作者观。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 建立一个动态的作者观,不仅符合中国早期经典形成的历史实际,也必将是深化中国早期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它可以有效地总结近百年有关作者问题研究的正反经验,吸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将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以老子为例,从《史记》开始,有关他的身世问题就存在着疑问。一是传说孔子曾经问学的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一是传说中生于楚国的老莱子,一说即为太史儋。学者们发现了这一事实,同时又发现《老子》一书思想复杂,其中包含了从春秋后期到西汉前期的思想。由此而言,那个孔子曾经问学的老聃显然不会是那部思想复杂的《老子》的最后作者。于是,按后世的著述观念来看,否定老聃与传世《老子》一书的关系,认为《老子》成书很晚,作者另有其人,就成为顺理成章的思维模式。但郭店楚简《老子》的发现却完全推翻了这些讨论的结果。因为郭店楚墓为战国中晚期墓葬,墓中楚简写成的年代下限应该略早于墓葬年代,这说明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老子》一书已经存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并非空穴来风,《老子》一书的确和老聃有紧密关系。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引发了近年来对《老子》一书作者认知的转向,由否定“仲尼学乎老聃”的老子到重新思考其为《老子》一书的作者,这无疑是《老子》作者问题研究的重大推进。 但是,证明了郭店简《老子》与老聃有关,并不能否认传世本《老子》的传承有后代作者的参与,这说明“《老子》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既然如此,应该如何确认老聃在《老子》这部经典生成中的地位呢?显然,我们既不能否认老聃作为《老子》一书的作者身份,同时又不能将其视为惟一作者。根据《老子》一书复杂的成书过程,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应该把老聃视为《老子》一书的原初作者。同样,根据传世本《老子》与郭店简《老子》中的一些重大不同,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可以把“太史儋”看成是《老子》一书在战国时代的另一作者,但他同样也不是惟一作者。老聃与太史儋两人都是《老子》一书的作者,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创者,一个可以称之为改写者,他们各自在《老子》一书和老子学派的发展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都不可否定。 建立动态的作者观,符合中国早期经典生成的实际情况,也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不同类型的作者在早期经典生成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还以《老子》为例,当学者们强调传世本《老子》的成书在战国以后甚至到汉代初年的时候,相应的关注热点便集中在它里面包含了多少战国时代的思想之上,作为改写者的太史儋的意义便在这里得到凸显。有的学者由此认为:“确证了五千言《老子》成于太史儋,那么就应该以此为坐标,重新定位和诠释《老子》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要研究老子学派究竟从哪里来,它最初的理论体系建构由谁而起,谁才是老子学派创始人的时候,郭店简《老子》显然比传世本更为重要。《史记》中所记载的老聃的历史地位便更为突出。因为经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关老子学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命题,都是在简本中提出来的。这说明,尽管传世的《老子》一书有后人的增删,也许改写者太史儋等人也在其中做过重要贡献,但是老聃作为《老子》一书的原创者,他的地位在传说中的几位作者当中自然是最高的,因为只有他才是当之无愧的老子学派的创始人。 建立动态的作者观,也可以消解近百年来在早期经典作者问题上产生的众多争论,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经典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举例来讲,如前面提到的有关《公羊传》作者的争论,从《公羊传》传承的谱系来看,无论将公羊高还是将公羊寿题为作者,都不甚合适,只有从动态的角度,将公羊高视为开创者,将公羊寿视为最终定稿者,才符合历史的实际。而左丘明之于《左传》则是另一种情况,从动态的眼光看,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惟一作者。这是因为,在《左传》的传承过程中,还有很多人在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结合中国早期的历史撰述传统,我们可以认为左丘明是《左传》一书的原创者,同时也不排除他可能是早期多个撰写过《左传》的史官的代称,所以可以把他称之为代表性作者。用这种动态的眼光,我们也可以将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做出新的认定。孔子虽然不是《易传》的具体作者,但是他的许多观点都被其后学纳入到《易传》当中,我们自然可以把孔子看作是《易传》产生过程中的一位“前作者”。至于墨翟、庄周与孟轲,他们则分别是《墨子》、《庄子》、《孟子》一书的主要作者,吕不韦则是《吕氏春秋》的组织编写者。这说明,用后世的撰述观念来为中国早期的作者定性是不行的,我们只有建立动态的作者观,将作者的研究与经典生成本身的复杂过程有机地结合,才符合历史的实际。 由此,我们再来反思近百年关于中国早期经典作者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自“五四”以来,受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研究重心,就是通过文献的校勘、考证、辨析以及对作者问题的研究,来重新为中国早期经典的真伪和作者的归属问题定性。这种研究适应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需求,也体现了他们的求实精神。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先秦典籍,具体作者记载本来就不明确,而且其文本大都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流传,经过汉代重新抄写整理编辑才传承下来,里面自然带有后人留下的各种印记。当代学者把这一历史真实揭示出来,指出这些著作最终的定型往往很晚的事实,其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受时代观念的影响,他们在这一研究和阐释的过程中,却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早期经典的生成的复杂过程。他们只重视这些原典的最终形态,却忽略了它们的原初形态和发展形态;只探寻和认可最后作者的价值和意义,却无视原创者与中间的传承者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于是在他们的经典阐释中,原创者的贡献被否定了,经典生成的复杂传承过程的意义也被消解了,这同样有违于历史的真实。站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在重新反省中华文化,并对其进行探源性研究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对此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我们需要将对中国早期经典研究的关注点从重视它的最终形态转向它的原初形态和发展形态,将对这些原典最终作者的寻找转向其在经典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只有如此,才符合历史的实际,才会更好地认识中华早期文化的建构过程。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力图还原中国早期经典作者问题的复杂事实,并试图揭示中国早期经典生成的文化环境,当时的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探讨当时的经典书写者的著述意识和书写方式,指出其作者问题所以如此复杂的原因。进而提出:将经典生成的复杂性与作者的多元性相结合,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早期经典生成实际的动态作者观,揭示其在经典生成和中华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存在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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