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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狂生之气，也有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这种狂生之气让他在戊戌变法的大潮中觊觎“帝师”的资格，本人却没有主导变法的能力。而他身上的燥气和虚妄也令他在变法小挫之时谋求疯狂的冒险，最终葬送了戊戌变法这中国自强来之不易的机会。

科举考试中的幸运儿

康有为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虽然有满腹文才，但年轻时字写得却很蹩脚，有点摊肩胛。在科举时代，考官大多重字不重文，批阅试卷时先看字体写得是否漂亮，再看文章的内容如何。因此，康有为每次乡试，考卷都被丢进了废纸篓中。

这次，康有为又去考举人。主考官是个姓李的有识之士，他见康有为字迹不秀，有点潦草，只是皱了皱眉头，还是认真仔细地阅读起来。李主考读着读着，不禁连连点头，直喊“妙哉！妙哉！”他发现康有为的文章说理透彻，文思流畅，不落俗套，入木三分。于是，欣然将康有为录取为举人。康有为能遇上这位“重文不重字”的主考，也是他的幸运。

书生意气不通世事

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的。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

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多重现代性充分关注本土价值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并非是要寻求一种普遍性的结论，而是而是要通过对康有为和孔教会的活动的考察，来讨论儒家立场和现代性之间的一种解决方式及其后果，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极富启发性的。

“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关键键词，而就思想文化而言，“变”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具体地说例如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的解体和儒家传播系统的消失；而以西方的法律范本的新法律的制定使平等取代了“爱有差等”。那么如何面对传统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认同危机呢，敏感而富有煽动力的康有为开始了他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既是“圣人”也是“庸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然而，这部分人身上，有时又存在宏大的目标与责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间的矛盾。章诒和对罗隆基有句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尝不可以说，康有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为一实践之庸人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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