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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废科举实则是体制上的自我摧毁，其不但丧失了数量庞大的支持者，而且连机制本身也一并丧失。隋唐以来，各朝政权的背后均有大量的读书人在支撑，而将朝廷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科举制度。通过科举，朝廷授予读书人功名、地位及其官职，读书人则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旦这个纽带断裂，朝廷便失去依托，成为无本之源，正所谓“雷霆雨露皆天恩”，无赏罚则失名器，无名器则天下离心，朝廷也不再被读书人尊崇，政权基础半被掏空。

对于朝廷而言，科举最重要的是合法、公正、公平的授官权，这也是最吸引读书人的所在。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读书人只要投身于科举与功名，即自觉不自觉的成为朝廷的支持者。作为传统的精英分子，这批人出则为官，入则为士，对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安定至关重要，其人心向背决定了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王朝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鉴于科举考试内容的种种不利，从长远来说，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同时也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这无疑是一种自废武功的自残行为。在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从原有机制中疏离出来后，现存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毫无吸引力，其离心倾向和反叛意识也随局势的恶化而增强，新军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更是走到朝廷的对立面。

尽管清廷后来也作出了奖予进士、举人等不同等级科名的补救，但在这种科名并无仕途的相应保证而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短期政策，其远远不能替代之前科举的制度性中介作用。在无格可依的科举后时代，反倒是给亲贵擅权、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提供了方便之门。

科举可废，教育与考试内容可换，但选官制度不能废，清廷在轻废科举后，如果尽快出台相应的文官考试制度(如袁世凯时期的县知事考试)，或可重掌“名器”，但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意识到失去授官权的严重性，这也是士人们在辛亥年对清廷的覆亡报之以冷漠的根本原因。

4、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推翻的王朝

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据统计，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千余所迅速增长到5万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飞速增至156万，其用时不过5年。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古代科举为求官，中国人也一向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但事实上怎么可能让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官做，即便在科举年代，通过科考获得官职的幸运儿毕竟也是少数。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太子党”、“官位世袭”、派系权争等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