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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军中下层军官为例，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1911年1月，江苏第九镇第三十六标有近百名士兵开小差出逃，原因是部分士兵想升入不入流官佐而升迁途径被阻，由此产生的失望怨愤情绪引发了这次事件。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也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原因是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

恶念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不得志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在遇到挫折之后，往往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确实存在的事实，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往往会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这种清末式的“愤青”思维，也是底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在1911年“皇族内阁”的表演中，权贵阶层赤裸裸的攘夺公权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清廷极不明智的自取灭亡之举。在整个社会缺乏公正公平的情况下，一部分被体制所排斥的年轻人会去追问其制度的根源，在其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表达时，其走向清廷的反面也是必然。

清末大兴教育的一个教训是，教育必须与更广阔的实业相联系，而不能只是培养未来的求官人，否则，受教育者一旦丧失前途，稍有风吹草动，其不满即会引发社会风潮并进而发展成革命。当然，清末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算缓慢，但与教育相比，其发展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机会。

5、激进思潮不可取，非理性的情绪未能得到合理的疏导

在清末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革命思潮异军突起，在漫天漫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仇恨性宣扬中，就连饱学的章炳麟也高擎革命大旗，“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似乎成为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不平处，即以“革命”革之。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革命与改良通常表现为此扬彼抑、互为消长的关系，如果改良能获得成效，革命就会消沉；而改良的道路行不通，革命就会迅速蔓延。改良与革命在同时赛跑，任何一方的不谨慎都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就事实而言，实行新政后的清廷已经没有了保守派，而只有激进派和缓进派。清朝的覆灭，问题不是走得太慢，反而是因为走得太快。以清末立宪为例，在外国评论家的眼中，九年的预备立宪期未免“出奇的乐观”，但这样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急进方案，还有人认为不够激进，甚至连最温和的士绅都已经等不及了。多才博识者如梁启超当时就指出，预备立宪清单上所规定的任务是绝对办不到的，但言犹在耳，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又激愤的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

革命不宜提倡，激进更足以误国。在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尽管领导者为文质彬彬、讲求“有风度对抗”的立宪派士绅，但其中也不乏白刃割股、断指血书的激烈之举，类似的举动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而走向非理性的漩涡。温婉的士绅运动尚且如此操切，更不要说急躁而任性的革命党人气质，由此，清末思潮偏出理性的轨道也属正常。

改良是一种渐进主义，其主张“积小胜为大胜”；革命是一种激进主义，其主张“毕其功于一役”。晚清的历史，大体上是一个由“器物变化”到“制度变革”的过程，但制度的变革非但不能替代器物的进步，反而是器物层面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有的产物。甲午的失败，不是器物方向的错误而是速度、规模与效率的失败，这不是用制度变革即可取代完成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