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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谈中古士族社会


    中国历史上不乏累世为官、具有社会威望的政治家族,为什么唯有中古的士族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如何理解中古士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士族的社会地位来自官僚身份还是门第本身?唐代士族衰落了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汉唐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仇鹿鸣先生。
    一般人习惯将中古社会称为“士族社会”,为什么把士族作为中古社会的本质来把握?
    仇鹿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僚家族都不乏学者关注,但确实只有在中古时代,士族才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以及理解这一时代本质的基本要素。中国学者一般称“士族社会”,而日本学者则称“贵族制社会”,背后隐含的关怀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时代分期论的思考。无论是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还是建国后五种社会形态的论争,以及日本战后关于中国史时代分期的论战,或多或少都是比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划分中国古代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中日本学者习惯将中国古代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中世的重要特征便是贵族制社会;而在大陆,尽管建国初期学术风向变化,关于士族等王朝统治阶层的研究因违碍时势而转入沉寂,但当时第一流的魏晋史学者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都是“魏晋封建论”者,他们的讨论大多是从经济及人身依附关系等角度入手。尽管中、日学者思考的路径不同,但本质上都认为魏晋以降的社会构造较之于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士族研究才能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核心话题。
    日本汉学界有两种主流看法:一种认为贵族可以自立于皇权之外;另一种认为,尽管当时贵族权势很大,但本质上还是“寄生官僚”,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人可以凭借官员身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对中古的士族而言,他们的地位来源于官僚身份还是士族门第本身?
    仇鹿鸣:中古士族与其他时代的官僚家族不同,多少有些能自立于皇权之外的资本。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又多是短命王朝,皇权衰落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东晋南朝社会尤为典型,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
    另一个可以体现士族自立性的例子是魏晋以降官分清浊。官僚等级制度有效运作无疑是皇权成立的重要基础,就像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南北朝时代清官概念的出现与流行,对按照官品高低、次第升迁构造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有些官尽管官品较高,但因职任繁剧等原因,不为士族所喜,被视为浊官,宁可担任品级较低的清官。在某种意义上,士族依据自己的文化趣味(清浊之分)重构了官僚等级及其迁转次序,这不得不说有侵夺皇权的一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的文化与知识主要依赖士族保存与传递。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局的动荡,官学弛废、流民四散,当时的文化与知识,甚至一些专门技艺如书法、医学、礼仪、历法等,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世代传习的,例如东海徐氏家族便是以医学见称,徐之才编纂有《药对》。因而士族多有家学,这也是士族门第为人所重的原因。
    至于将中古士族视为一个自立于皇权之外的阶层还是寄生官僚,本质上还是涉及时代分期论的话题。如果中古士族仍不过是皇权的依附者,那么中世与上古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便不存在了。只有将士族视为自立性的阶层,才有中世社会的成立,这也是日本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论战的焦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