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谈中古士族社会(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2:11:26 东方早报 彭珊珊 参加讨论
就某一个家族而言，门第上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 仇鹿鸣：门第上升有很多因素，和皇权的关系当然是其中之一，比如陈郡谢氏，在西晋不算高门，东晋之后就慢慢发展起来，这与皇权的扶持有关。另一个因素是适应时代文化趣味的变迁，如两晋的“由儒入玄”，擅长清谈，才能够进入那个圈子，为时人所重视。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进士科极受重视，那么进士及第也成了维持士族门第的手段。士族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世袭的，但又不是完全封闭的，至少士族内部的竞争及升降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称中古大族用“郡望+族姓”，如琅琊王氏、河内司马氏，那士族与地方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士族如何协助政权统治地方？ 仇鹿鸣：胡宝国先生曾指出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不同：《史记》记载人物籍贯多用县名，保留战国时代的习惯，而《汉书》则多书郡。由于郡级政区在两汉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影响到人们的家乡观念，所以要讲郡望的起源，还是要和稳定的郡级政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及观念的渗透联系起来考虑，而中古时代郡望所标举的郡名多数也选取汉代的郡名。 对于地方大族而言，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场域，如果不进入中央做官的话，主要的人际关系，婚姻、交往圈一般集中在郡内。一般郡内有三五个大家族，当时称为郡姓，所以会出现“郡望+族姓”的标识。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只有离开郡这样一个地域，你从哪里来才会变得重要，在战乱和离散的过程中，地域认同反而会被强化。我倾向于推测在永嘉之后大规模的移动迁徙浪潮中，以郡中大族为中心的流民组织的形成及迁徙，促进了郡望的普及。 学界倾向于认为士族早期与乡里社会有较密切的联系，有一个从地方大族到天下名族的成长过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地方大族崛起的个案，但我认为大族在长时段中都是区域社会中的结构性存在，只不过若无特别的机缘，在史书中被湮没了而已。而一旦有大的动乱发生便会借机浮出水面，如北魏末年的战乱，便有“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记载。 地方大族是地方社会的主导者，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提出过“豪族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六朝时代贵族主导下的乡里社会，贵族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基于“义”的结合，而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是压迫或依附关系。张学锋先生曾告诉我一段轶闻，谷川先生自己就是豪族出身，他家是熊本县的豪族，幼年时亲眼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他对六朝贵族自律性的理解或许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谷川举出很多史料，证明在南北朝动乱迁徙的过程中，很多贵族领袖团聚乡里，赈济灾民，通过平均的分配在乱世中维持秩序，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我个人觉得无论“豪族共同体”论还是传统阶级分析方法视角下的地主-农民二元对立假设，本质都是对社会关系理想化的模型。我们也能举出很多豪强横暴、鱼肉乡里的记载，甚至可以说地主与农民对立的关系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往往会被一种更温情的形式掩盖。但无论如何，大族通过各种手段主导了乡里社会，这构成中古社会的重要底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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