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与作文：兼及史学表述(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37 文汇报 罗志田 参加讨论
缪钺先生也曾提出，画有浓淡疏密，小说也有奇警处和平凡处。好的作家“写小说也如同园亭艺术家之修造园亭一样，总是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地方，使它丘壑变化，曲折生姿”。若合游园与出行观之，缪先生虽主张出行以抵达目的地为首要考虑，似也不反对途中“枉道一观”，否则岂不辜负了园中曲折生姿的丘壑变化。 陈衍的言外之意，游园者不能向挑夫、邮递员看齐，还是走走停停更好。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游园者或接近昔人所说的闲暇阶级，游园也更多是闲暇行为；而挑夫邮递员的所作所为，却是谋生，容不得走走停停。当学术表述也成为谋生的一部分时，学者究竟向谁看齐，还真要费些斟酌。 孔夫子早就说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对于文字作品来说，表述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李翱便注意到，西汉皇帝除高祖等两三人外，“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两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都因为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故“学者悦而习焉”。而《后汉书》《三国志》等，学者便不常温习。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答皇甫湜书》）。 作文总是要让人读的，或如茅盾所说，文艺作品本“以感动人为使命”，然而： 感人的力量并不在文字表面上的“剑拔弩张”。譬如酒，有上口极猛的，也有上口温醇的。上口极猛者，当时若甚有“力”，可是后来亦不过如此。上口温醇者则不然，喝时不觉得它的“力”，过后发作起来，真正醉得死人！真正有力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上口温醇的酒。题材只是平易的故事，然而蕴含着充实的内容，是从不知不觉中去感动了人，去教训了人；文字只是流利显明，没有“惊人之笔”，也没有转弯抹角的结构，然而给了读者很深而且持久的印象。（《力的表现》） 李翱提出的使人温习，近似于茅盾所说的“过后发作”，若以此为目标，“上口猛”者的在效果似不如上口温醇者。但若以“争取”读者为目标，则胡适便曾注意到，“廖平与康有为同治今文学，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任何写作当然不能不为读者考虑，今日有人就在思考：学术作品是否需要流行？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又在什么范围之内流行？我想，学术作品的读者面当然越广越好，惟雅俗共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少在目前的社会，共赏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多数人恐怕不能不针对其预设的读者层次而写作。进而言之，为了读者的接受，学术作品是否需要简化本可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和能力？即使是，表现的丰富性可以简化到何种程度？论学首先要能见其大，而学术的高明之处，似乎正体现在那微妙的异同之间。尤其史学最需要表现人物、事件和群体的“个性”，省略了细微处的精致之后，线索的清晰能展现什么？实际展现的又是什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细微处的精致与线索的清晰真是冲突的吗？如果可能不冲突，怎样协调而获得一定程度的双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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