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与作文：兼及史学表述(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22 文汇报 罗志田 参加讨论
亨廷顿以为：“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但“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若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城市去另一城市，就“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一旦“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反可能使人糊涂。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固然简明，在高速公路被交通事故堵塞时，也会“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所以，真正好的地图，应是“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简言之，能够适应需要的地图就是好地图；而判断的标准，视地图使用者之目的而定。表述亦然。不论是否学术性的写作，从来有两种倾向，一趋简明，一尚婉转。其实顾炎武早就说了，“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日知录·文章繁简》）文是否亡且不说，繁简之间的紧张甚或对峙，其实一直在延续。鲁迅所说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答北斗杂志社问》），便曾是广被引用的名句。 而过于简洁，有时可能失真。李济晚年说，近三百年来，欧洲学者往往“从整体论的角度描述中国文明”，不是对中国文明表达“至高的尊敬”，就是表现出“极端的轻蔑”。两者都是“试图把一幅庞大复杂的风景画简化为简单图像而造成的”。就像“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家或现代漫画家：灵感一来，几笔就把要画的主题画得十分高雅或极具讽刺意味”。其共性，则都缺乏胡适所说的“有证据的知识”（《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很难把研究的探索进程全面表出，学术表述多少都有着把庞大复杂的画面简化为简单图像的倾向。如果能在“有证据的知识”的基础上，“几笔就把要画的主题”表现出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优点。例如同老，由于在研究中所思考的问题常逾越时流，所以其论述虽简洁，读来并无“灌输”的感觉，反生史料充盈之意趣。但表述者的把握是个重要的关键，如果把握不住，就真可能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梁启超说过：“会切烧鸭子的人，块块都是肉；不然，便块块都是骨头。”（《读书法讲义》）话说得通俗，却极有道理。心术不好的人或从中看到“作假”，其实这正是所谓表现的手法。中国菜讲究色香味，而同样被看重的还有整体的菜及具体食材的形态，皆涉及表现。同一烧鸭子，可以呈现为块块都是肉，也可能块块都是骨头，两者相去甚远（包括口感），足见表现方法的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清史研究百年学术史”国际研讨会简述
- 下一篇：“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