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16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徐建新 刘健 郭子 参加讨论
6. 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多年来，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中的弱项，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日本中世纪断代史著作。这既有史料积累方面的原因，也有中世古文解读方面的原因。今年度出版的王金林著《日本中世纪史》（上下册）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该书的叙述时代起自平安时代末期，止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即织田信长进入京都前。全书共分11章，以政治史为叙述主体，旁及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对日本中世史的断代问题和中世政权的性质和结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镰仓幕府初期，存在着幕府、朝廷双重政权，而承久政变以后，幕府成为统治全日本的政权，朝廷和天皇只是象征性地延续其至高无上的形象而已。[133] 李卓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儒教国家”日木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于2013年结项出版。她在书中指出，以往研究中认为日本是“儒教国家”的观点并不准确。她认为，德川幕府为强化幕藩体制，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始成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而此时代表日本社会特征的强权政治、身份制度、主从关系、家制度、世袭体制等都已经制度化，这些内容有些已经偏离了儒家伦理，有些甚至与儒家伦理相悖。所以，只能说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非“儒教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还对古代日本社会引进中国文化的不同类型、古代日本社会的等级制、身份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134] 公元7世纪以后的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并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古代社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侯巧红论述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在体系架构到条文注疏以及篇名篇次等方面，均延续唐朝律令的血脉。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又具有日本的本土特征。[135] 章林论述了古代东日本（东国）的发展，叙述律令制国家与东国之间的从相互冲突到相互融合再到相互对立的演变过程。他还对古代日本身份体制中的“家人”一词的含义以及奈良时代东大寺的奴婢进行了考察。[136] 国司制度是古代日本律令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律令地方政治的主体。林娜认为国司职能的演变反映了律令时期天皇制的变迁以及中央权势与地方势力、先进的国司制与传统的国造制之间力量博弈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从中国引入的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旧制度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137]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制度化的中央武装力量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卫府军队。崔晓的硕士论文对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做了详细的探讨。她指出卫府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央政治情势联系紧密的特点。另一方面，虽然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是仿照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但无论是在其建立之初还是发展过程中，都受到日本本国因素的深刻影响，并最终伴随着日本律令统治体制的衰退而流于仪式化和私兵化。[138] 倪佑密的硕士论文探讨了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中期日本发行的12种货币（即皇朝十二钱），指出所谓的皇朝十二钱的铸造和使用，不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成熟使市场自发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是由律令制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结果，其经济意义微乎其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文化现象。[139] 王坤探讨了公元7世纪前期设立的日本外交机构大宰府的职能和作用，指出大宰府的设置则是古代日本积极面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挑战，采取灵活外交意识的体现。[140] 刘琳琳探讨了日本古代天皇神话传说的演变过程。指出，日本古代的天皇世系话语出现于公元8世纪初期，此后经过多次变迁，到平安时代末期形成了“天神五代一地神七代一人王百代”话语。该话语的整体结构是受到中国三才思想影响，在“天神地祗”观念的基拙上产生的。日本中世纪的世系话语演变为以天皇制为中心，囊括中国、印度历史的世界观，其中蕴涵了维护天皇制和宣扬民族优越感等两种意识。[141] 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收入了不少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是一部包含着诸多国际化元素的文学作品。王凯对《万叶集》中的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大陆移民氏族歌人作歌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特色的关系，指出这些大陆移民的作品具有挽回氏族命运而利用和歌以及作歌环境等条件进行文学性政治斗争的性质。[142] 王慧荣探讨了《列女传》、《女诫》等中国女训作品在日本的流传。指出最晚在9世纪后期便传入日本的中国女训，最初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发挥其道德训诫的作用。后来，女训故事被日本古代的说话故事集《唐物语》所借鉴，实现了由女德训诫故事向平安贵族式爱情故事的转变。这种去道德化转变表明在日本古代社会妇德涵养并不受重视。[143] 胡镇、洪晨晖对古代日本的称谓“倭”的字音和字义作了考证。“倭”是古代汉人对广义的日本人或政治势力的总称，但近世一些日本人认为“倭”字含有贬义。作者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和史籍对“倭”字的记述和使用情况为例，从古代读音和字义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自称词等方面对“倭”字进行了再分析，认为“倭”字是音注字，没有特别的含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国号。对“倭”字义的曲解和排斥，乃是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的事情。 [144] 检非违使一职设立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是奉宣旨而行职，直接接收最高权力核心层指令的组织。王海燕探讨了检非违使的形成与特征，指出成立初期的检非违使一方面与律令制诸官司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律令制国家，另一方面，在行使维持京中治安、纠弹违犯等职能的过程中，摈弃律令官僚体制的层层传达，直接将最高权力核心层的意志或政策达至社会各阶层，同时又将社会状况或政策执行情况直接反馈至最高权力核心层，从而加强了律令制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145] 韩钊探讨了公元6至8世纪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志。他指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葬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古坟中有墓志出土。他围绕墓主的葬式及葬地、墓志的形制、墓志的文体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墓志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墓志特点虽与中国唐代墓志有诸多不同，但在墓葬的葬地、墓志形制及文体等方面依然可见中国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146] 张晓希研究和评价了日本中世纪初期五山文化时期的禅僧，指出五山禅僧由于兼修禅宗和宋儒理学，其佛、儒学修养极高。五山禅僧文化活动成为推动日本中世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147] 朱莉丽根据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探讨了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中日之间信息传递的特点。指出这时期信息传递(主要指中国信息向日本的流动）既受到明朝朝贡体系的影响，也受到中日之间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左右。而日本国内特殊的社会阶层分工和政治架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些特点。[148] 范金民研究了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日本赴明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策彦一行利用出使机会，大力从事贸易，参与贸易的人数远超明廷定额五倍。策彦等人在使明期间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后期中日贸易的实态。[149] 王来特探讨了近世日本的对外贸易体制，指出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江户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脱出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自行构建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充分体 现了德川幕府在不同阶段采用的策略及其真实意图。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考察了康熙皇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过程，分析解读了明清两代中日关系的异同以及清朝统治者的对日观以及对日交涉的策略模式。[150] 荆晓燕研究了清康熙时期开海禁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北移的原因。指出对日贸易重心北移导致福建地区衰落，而江浙地区迅速崛起。[151] 刘芳亮论述了锁国时代的日本针对中国展开的持久的情报搜集活动。其情报搜集活动设定长崎、对马、萨摩三个窗口。其中对马口在北方情报上具备优势，萨摩口长于南方情报，长崎口则兼顾南北，这样便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域；此外还通过漂流民口述材料、和兰（荷兰）风说书、唐船持渡书等搜集情报，以补充三个窗口之不足。[152] 陈秀武研究了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对“万国公法”的引进吸收过程及特点。他指出，在对“万国公法”的引进上，中国与朝鲜走在了日本前面。但是在灵活运用“万国公法”以追求外交利益最大化上，日本却收到了比之更具实在意义的效果。[153] 唐利国研究了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 —— 1859)的著作《东坡策批评》，该书是吉田对苏东坡的策论选集《东坡策》的评注。他指出该书中包含的变革思想有三个基本要点，即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观、以人才为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分析，作者进一步指出，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不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同时还是日本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支撑。[154] 王玉强、陈景彦探讨了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历史过程。指出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完成是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重要表现。[155] 王明兵研究了日本近世初期思想家们的“去中国化”倾向。他指出，日本佛教滑向“朱子学”的过程，本质上乃是日本近世学者借“朱子学”来提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过程。特别是该过程中，“神道”日本对中华“道统”的诉求，则体现出了日本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上欲“与中华抗衡”进而寻求文化和精神自立的一种“去中国化”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156] 瞿亮分析了日本传统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的“兴亡盛衰论”。他认为与古代中国的兴亡观相比，日本的盛衰论更具有衰论逐渐从强调秩序的藩篱中脱离。人的作为、制度以及“求知识于世界”成为了衡量国家兴盛的新标准，这对于日本史学的近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日本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以皇国统御万邦的“自我中心论”的皇国思想为基调的兴亡盛衰论的出现，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战时日本人“解放”东亚的思想动力，并给今天的右翼势力提供了否定侵略战争的依据。[157] 杨柳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指出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158] 张谷论述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对日本近世神道理论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指出日本复古神道在激烈排斥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对道家思想有所肯定和吸收，主要原因在于道家哲学与复古神道的异质性和批判性合拍。[159] 赵建民借用“跨文化传释”概念，对中日文化交流中传统的“冲突与对应”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提出了质疑与思考。他以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森有礼的《日本教育》两书为线索，探索其跨文化传释的要点，即传播抑或接受双方都要有现实需求；双方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成为自由平等和互惠的异文化互动。[160] 在日本历史学界，对于“大盐平八郎之乱”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李亚围绕以大盐举兵动机是反对幕府的“革命”还是维护幕府的“改革”这一问题，从大盐的谏译观、武士情怀、举兵前的谏译实践及举兵动机这四方面入手，阐明大盐举兵的真正意图，重新探讨了大盐之乱的历史意义。[16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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