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09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徐建新 刘健 郭子 参加讨论
8. 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叶少飞、田志勇对越南古史起源做了探讨。他们首先介绍了越南古代历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为本国构建了四个古史起源，即《越史略》的“黄帝时期十五部落说”、《安南志略》的“南越国说”、《大越史记全书》的“炎帝神农氏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雄王说”。作者认为其中后三者又分别是各史书创设的越南国统之始，其中南越国说为陈朝官方肯定；炎帝神农氏说为后黎朝官方认可；雄王说则是阮朝嗣德帝君臣根据朱熹的纲目体撰史方法、结合政治需要，从吴士连的“炎帝神农氏说”中截取而来。与司马迁《史记》塑造的黄帝起源说相比较，南越国说采用信史，十五部落说、炎帝神农氏说和雄王说则采传说入史，在时间上均未超越黄帝。这四个古史起源是越史家采写古代典籍和中越传说、根据中国史学理论及撰著方式构建而成的，体现了越南史既与中国史紧密相连，却又相对独立发展的史观。 [188] 李育民认为古代越南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是由学习借鉴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立起来。越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是承袭中国秦汉之制，经过前黎朝、李朝、陈朝、后黎朝等朝，又汲取唐、宋、明、清的体制，并“略加改革”，确立了“比中国历代专制帝王更加专制”，“适合于越南国情的东方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作者还总结了中越制度文化交流的特点，认为从整体来看，其特点主要有：其一，在长时期的制度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中国向越南传入，具有单向性特点。其二，在接受中国制度文化的同时，越南一方面坚持维护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注意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189] 石少颖指出中国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理想中的“华夷秩序”受到东南亚各国的认同。但随着与唐朝距离的渐远，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的认同感也逐渐降低。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认同与否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实力大小和外交努力。南朝的实力不及前代，因而导致东南亚各国对南朝各政权政治膜拜和实利诉求减少；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主导下，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0] 孙亦平从跨文化的视域研究了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他认为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作者还指出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地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平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1] 黄丽英从研究越南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发展,青铜艺术品的类别、铸造技术、造型、纹饰纹样、风格、民俗文化等方面入手，以其出土实物资料为依据，认为越南青铜文化深受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和外来文化之影响，并相互渗透、相互交融。[192] 周琳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检索，通过分析各时期典型案例的园林特点，梳理了越南古代(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期)园林发展的脉络，对其造园要素的选择运用进行归纳剖析，探讨了越南古代园林的岭南地域特色。 [193]何新华研究了唐代贞元年间缅甸向中国朝廷进献《骠国乐》的历史 背景；献乐的时间、使节和路线；《骠国乐》的乐器、曲目和编制以及其影响，指出它丰富了中国固有的宫廷乐舞系统，促进了中国乐器的革新，推动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发展，影响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发展。[19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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