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世界史?——欧美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诹议(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2:11:11 《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 徐浩 参加讨论
[1]本文最初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4年11月22-23日举办的“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后又以此为题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讲座。在发表前，笔者对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充实和修订，但主要观点没有变化。在此特别感谢参加上述会议和讲座的相关学者和同学，他们的发言和提问对本文观点的形成和最终修订功不可没。当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全是笔者的责任。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诚然，马克思这里主要讲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但它制约着第二、三种世界史的产生，后者的出现不会早于前者,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张后两种世界史出现在15-16世纪以后。 [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部分。 [5] William.H. McNei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 History and Theory,Vol.34, N0.2(May,1995), p.9. [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0页。 [7]B.Mazlish, “Crossing Boundaries: Ecumenical, World, and Global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Ideology, Structures, and Identities, eds., P.Pomper, R.Elphick and R.Vann,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1988,p.42.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普遍史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对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国别史本位的历史研究影响很大，也对解放前中国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产生重要影响（参阅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主要是从西方史学整体发展趋势而言的，并不排除存在个别例外。实际上，世界史写作的萌芽在20世纪前期已经出现，代表作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解放前也被译介到我国（韦尔斯：《世界史纲》，梁思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27）。当然，除了马兹利什外，其他世界史的分类方法也是存在的，例如本特利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史叙述包括历史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专业历史学家三种不同学派，详见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1页。 [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9]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1985年呼和浩特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2-33页。 [10]实际上，中国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中包括中国历史。如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谷城先生的三册本的《世界通史》就是如此（重印本见周谷城：《世界通史》上、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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