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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观念史到政治语言史(3)


    问题在于,概念的变化是如何在历史上发生的?概念又何以能背弃其自身丰富的既有内涵?毕竟,科塞勒克也这样论述过概念的历史性:没有概念能“创生于特定语言,却与传承下来的语言环境毫无意义上的瓜葛”。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塞勒克转向了社会史。对他而言,概念史虽能表述长期生活经历的意义网络,并以此超越单纯的社会史,它却仍然有着自身的不足:历史行为的落实,可以超越论述其行为的语言和符号表述。相对于社会史,执着于“言”的概念史,在解释“行”的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作为历史经验之结晶的概念,终会耗尽其内蕴的活力,迫使人们在言不达意的困境中赋予其新的含义。这样,必须注意到一种双重冗余(double excess):它既可能出现在概念史和社会史之间,也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和言外(extra-linguistic)层面之间——换言之,即在结构和事件之间。
    科塞勒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其更具普遍认识论本质的历史概念带来了诸多问题。他的理论暗含着一套关于历史时间性的假说,牵扯到历史事实在不同层次上不同的交互方式。如前所述,正是科塞勒克对言说生成的历史性(historicity)的反思,令其低估了文本和语境、语言和言外实存(extra-linguistic reality)之间的张力。对他而言,历史经验并不是某种笼统的经验事实;换言之,经验不能脱离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独立存在。正因为所有历史都包含某种意义,我们可以将概念视作构成历史经验的元素。这意味着,在科塞勒克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因为历史事件的历史性必须经由概念体现,故社会史和概念史是一体两面,不可区分。
    尽管科塞勒克明确反对传统思想史学对“观念”和“实在”的二元划分,但每当处理历史上的概念变迁时,他不得不屈就于这种两分法。这就彰显了科塞勒克理论的一个内在问题:如何解释概念史中的变迁。所以,我们不能对科塞勒克笔下的社会史作望文生义的字面解读。正如汉斯·布鲁门伯格指出的那样,概念的存在,预设了令其得以在感观层面呈示自身的平台,而概念史对这种概念呈示的方式却难下一语(Blumenberg 1998)。就此我们需要转向剑桥学派,因为其成员在消解思想与实体的对立上比科塞勒克走得更远。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