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47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丰若非 参加讨论
二、张家口实征关税之分配与用途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杀虎口的实征关税在解交户、工二部之后，主要集中于当差书役人等饭食钱、解送钱粮往返盘缠、前后任监督中一年用度等项目。在扣除这些例行开销项目之后，得到的实存盈余银则进一步解交内务府以及赏给监督或用于其他方面的开销。那么，张家口实征关税的具体分配与杀虎口存在哪些差异？ 1.例行开支。张家口的例行开支明显要比杀虎口的更为复杂一些。以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八月初十日张家口监督绵仲的奏折为例，“一年共征收正额银20,009.75两，共得盈余银40,605.35两，遵照户部原奏将正额银并盈余项内动支银2,000两，共银22,009.75两，业经移交察哈尔都统衙门存贮，以备嘉庆六年分张家口塞尔乌苏台站官兵俸饷等项之用。又于盈余项内，照例给发过察哈尔都统十二个月行粮银180两；居庸关税大使俸薪，并皂役等工食银48.52；运送工部武备院牛马皮张车脚银143.328厘；衙门书吏巡役工食心红纸张，并户部户科考核季报饭食银2,597.365两；办交武备院羊毛九万觔，采买价银及挑选工价运送车脚共用银4,500两以上，各项共用过银7,469.213两，实存盈余银31,136.137两。”(21)由此可见，张家口的例行开支包括了以下6项内容： 第一，张家口塞尔乌苏台站官兵俸饷22,009两，占到盈余项内的54％。显而易见，该关较大比例的实征关税最终被用于兵饷，这也是张家口不同于杀虎口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察哈尔都统12个月行粮银180两。 第三，居庸关税大使俸薪(22)，及皂役等工食银48两。 第四，运送工部武备院牛马皮张车脚银143两。 第五，衙门书吏巡役工食心红纸张，以及户部户科考核季报饭食银2,597两。 第六，办交武备院羊毛90,000觔，采买价银及挑选工价运送车脚共用银4,500两以上。 在以上6项开销之中，第一项开支以正额银为主体，仅动支部分盈余银，其他5项则全部从盈余项内拨出。在完成这些开支后，所剩的盈余项才直解内务府。 2.内务府特供及监督赏银。从奏折的具体内容来看，杀虎口与张家口监督所强调的重点完全一致。即杀虎口历任监督在“差满回京赍交盈余银”的奏折末尾，请示所赍回之盈余银两应如何处理——“伏祈训示，解交何处”；而张家口的历任监督则在其折末提到实存盈余“任满回京应解交何处另行具”。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张家口监督关住得羡余银17,000余两，请旨解交何处。乾隆皇帝朱批：“此项银两上次如何办理，解缴何处，俱未开明呈览，所奏甚不明晰，传谕三和，令其查明上次办理收缴之处。”(23)三和为内务府大臣，说明此项税银的处理与户部无关，而是直接解缴内务府大臣办理。 依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表2显示的有关张家口实存盈余具体分配的数据仅集中于乾嘉年间，从中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结论。首先，张家口在乾嘉年间上交内务府的税银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唯一较为明显的下降点位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至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之间，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最终解交内务府的税银由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的17,000两骤然下降到9,000两，而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则继续下降到5,500两，其降幅分别达到47％和68％。事实上，出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中俄恰克图贸易于1762－1768年之间出现了闭关罢市，作为中俄恰克图贸易主要集散地的张家口，其贸易量必定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关税下降也就成为势在必行。与之对应，嘉庆年间解交内务府的实存盈余能够始终保持在40,000两左右，表明嘉庆年间张家口贸易流通的繁荣稳定。  其次，从监督赏银来看，张家口与杀虎口呈现了相同的波动趋势。即乾隆年间虽然实存盈余的数量较少，但监督赏银的数量却最为可观，平均达到约1,800两。然而，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开始，张家口的监督赏银未能超过500两，且其与解交内务府的盈余银之间形成了异常悬殊的抽赏比例。由此可见，张家口与杀虎口一样，都是内务府特供的重要来源，因此在这些榷关的实存盈余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内帑对其的占有欲也越来越强烈。 如前所述，张家口还为内务府武备院收购羊毛，雍正年间，此项解送羊毛马匹费银2,000两，(25)俟至嘉庆年间，该项费银已达4,500两。(26)除此之外，张家口还为内务府变卖皮张，价银解交内务府广储司。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共变卖马驼皮32,069张，共变价银1,203两有奇。据时任张家口监督高恒称：“据照时价，与上年卖价相符，应请照例解交广储司银库。”(27)至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该项变价银已达5,896两有奇。(28)这些资料都说明张家口的此项贡献也并非偶然为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