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03 《史学集刊》2013年6期 李治安 参加讨论
二、元代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奠定：元世祖与萨迦教主八思巴联合统治西藏的权宜性选择 1.阔端、班智达凉州结交与蒙哥汗分封各教派于拖雷诸子 1239年，奉命经略西夏故地和指挥西路军进攻南宋的大蒙古国皇子阔端，派遣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由甘、青藏区攻入西藏。多达那波逮捕了止贡寺官巴释迦仁钦，敦请掌有止贡噶举和帕竹噶举两派别实权的札巴迥乃与蒙古贵族合作。札巴迥乃虽然被迫呈报了户籍，但故意推托前往蒙古。他极力举荐萨迦派萨迦班智达，并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遂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多达那波还向蒙古宫廷奏报：“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即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即止贡寺京俄)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抵达为精。”⑥足见，当时藏区诸教派中威望高、势力大的应该是止贡寺京俄为首的噶举派。萨迦派除精通教法外，其势力局限于后藏，在整个吐蕃地区并无势力或权威方面的优长，故而并非蒙古贵族最先选中的藏区合作伙伴。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及其与蒙古人的合作，也是止贡寺京俄札巴迥乃为自我逃脱而举荐怂恿的结果。 萨迦班智达携其侄儿八思巴、恰那多吉抵达凉州后，主要是向蒙古贵族传播佛法，与阔端大王商讨西藏归附大蒙古国事宜。其最终成果体现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这通书信云： (汗王)又谓：“若能唯命是从，则汝等地方及各地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官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自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奉行蒙古法度，则必有好处”。⑦ 一般认为，萨迦班智达的这封信，强调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指出武装抵抗和拒不缴纳贡赋的人会遭到灭亡，而归顺蒙古并服从统治、缴纳贡赋，吐蕃的佛教会受到尊崇，各僧俗首领原有的地位和职权不会改变，还会得到大蒙古国封授的官职。它是向西藏僧俗首领发出的西藏统一于蒙元的号召书，是对僧俗首领的及时规劝和指导。由于萨迦班智达与阔端会见等活动，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条件得到蒙古、西藏双方代表人物的逐步认可，完成了西藏归属于元朝的历史过程。 笔者补充说明如下三点：第一，萨迦班智达为首的萨迦派，以代表西藏前往凉州与阔端的谈判者，转而充当着双重角色：既是西藏僧俗势力归附蒙古的中介和桥梁，又是蒙古贵族在西藏统治的伙伴和代理人；第二，由于与蒙古贵族的联手，萨迦派已由势力原本不太强的教派，开始向凌驾诸教派之上演化。从“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官员收执”；“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各地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自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等字句，就可见一斑；第三，由于萨迦班智达及其侄儿在凉州滞留六年，未能返回卫藏，蒙古贵族和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只是刚刚建立，许多具体制度尚待逐步完善或落实。 蒙哥汗即位后，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又把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朗氏家族史》载：“窝阔台、贵由皇帝升天之时，皇子诸王聚会，商议皇帝大位由谁来坐，一致同意蒙哥应做皇帝，于是蒙哥即了皇帝位。此时我们吐蕃是由在凉州的皇子阔端所有，于是从阔端阿哈那里收取了上师福田，止贡巴由蒙哥皇帝管理，蔡巴由薛禅皇帝(即忽必烈)管理，帕木竹巴由皇子旭烈兀管理，达垅巴由阿里不哥管理。”⑧当时，蒙哥等四兄弟在吐蕃的封地，大致是有界限的，其界限也就是各教派占据的地盘或势力范围。⑨这就意味着蒙古统治者已将草原分封制部分地移植到吐蕃。当时吐蕃几个大教派与蒙哥等四兄弟分封初步实现了连接组合。它比起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商定的西藏归附蒙古，比起萨迦派宗教势力与阔端等蒙古征服者间的联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与日后元世祖忽必烈的举措比较，则有许多粗疏或不成熟的地方。 2.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帝师与吐蕃政教合一体制的奠定 藩王时期的忽必烈，不仅有了蔡巴地区的封地，还曾经在远征大理途中的六盘山会见已故的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后来，八思巴随忽必烈北上，进入其开平金莲川幕府。忽必烈又接受八思巴对他的灌顶，双方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很快封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又颁布《珍珠诏书》，“命其管领所有僧众”，同时谕示：“僧众们不可违了上师的法旨”。1264年，忽必烈又设置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作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令帝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由此奠定了吐蕃政教合一体制的框架。《元史·释老传》：“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就道出了这一由蒙古皇帝与萨迦教派共同凌驾于吐蕃诸部之上的新的统治体制。实际上，它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蒙元大汗与萨迦帝师间施主、福田的结合；其次才是借助蒙古政治军事势力的萨迦教派与吐蕃世俗统治的结合。 据陈庆英等有关研究，帝师兼萨迦政权首领的僧俗权力，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依据元朝皇帝的授权，作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首领对各教派的寺院、僧俗民众行使管理权，负责率领僧众为元朝皇帝祈福；第二，掌管西藏行政机构如万户、千户的设置和划分，给有功人员赏赐农奴、庄园、土地等，对反抗元朝和萨迦政权者予以惩罚；第三，荐举和委任西藏各级官员。萨迦政权的本钦和各万户长，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千户以下则由帝师任命；第四，通过萨迦本钦负责处理西藏的行政、户籍统计、劳役赋税征发及万户间诉讼等。⑩此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不仅结束了吐蕃地区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诸教派林立，各自尊大的局面，代之以蒙元王朝及其全力支持的萨迦派凌驾于各教派之上，代之以“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而且基本否定了蒙哥四兄弟封授四教派的格局。 帝师为首的萨迦政权，还有十三万户、拉章侍从机构、本钦和宣慰司等官府设置，它们大抵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组成部分。 先谈十三万户及其体现的萨迦政权控制和政教合一。 在八思巴的主持下，乌斯藏地区被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夏鲁(sha lu)万户，又作沙鲁，位于今日喀则南数十里的霞炉。蔡巴(tshal pa)万户，又作搽里巴，位于今拉萨东郊蔡贡塘。曲弥(chu mig)万户，又作出密，位于今西藏日喀则西南曲弥。达隆(stag lung)万户，又作思答笼剌。帕竹(phag mo gru)万户，又作伯木古鲁，位于今山南乃东县。甲玛(rgya ma ba)万户，又作加麻瓦，位于今墨竹工卡县西南甲马。嘉域(bya yul ba)万户，又作札由瓦，位于今山南隆子县东南加玉。雅桑(g yah bzang)万户，又作牙里不藏思八，位于今山南乃东县境。止贡(hbri gung)万户，又作必里公，位于今墨竹工卡县东北止贡。拉堆绛(la stod byang)，位于今日喀则西昂仁一带。拉堆洛(la stod lho)万户，位于今日喀则西南定日一带。绛卓(byang hbrog)万户，位于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羊卓(yar hbrog)万户，位于今羊卓雍湖一带。(11) 十三万户虽然在形式上算是蒙古十进位军民合一组织的引入，但十三万户内部都存在着行政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帕竹、止贡、蔡巴三万户，原本就与当地教派关系密切，此时依然在某教派与家族汇成的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下。如帕竹朗氏家族藉把持丹萨替寺和泽当寺，进而把持着帕竹噶举支派。最初担任丹萨替寺住持的朗氏家族札巴迥乃，亦即帕竹噶举的首领。入元后，其弟杰旺仁钦接任丹萨替寺住持，杰旺仁钦向萨迦举荐自己手下管理牧放牲畜的官员多吉贝，并让多吉贝三次进京请封，获得帕竹万户长的任命。万户长多吉贝感恩戴德，勤奋管理，颇得朗氏家族的好感。其子弟薰奴坚赞和薰奴云丹继为万户长，贪图享乐，损害了朗氏家族的利益。而后，朗氏家族新任丹萨替寺住持的扎巴仁钦与第五任帝师扎巴斡色交好，在帝师和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的帮助下，得到万户长敕命和印章，开始以丹萨替寺住持兼任帕竹万户长，堪称万户长中政教合一的典型。此外，止贡派是宗教首领的侄子担任万户长，蔡巴派则是由噶氏家族父子世袭万户长。(12) 二是由萨迦派直接控制或影响的。如后藏的拉堆洛、拉堆绛、夏鲁、曲弥、羊卓、绛卓等六万户，其掌管万户长职位的家族，或者是萨迦的弟子，或者与萨迦联姻，或者是有功的萨迦本钦受封。这些万户长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与萨迦关系密切，相当于萨迦派管辖下的地方首领。前藏的甲玛、嘉域二万户及前、后藏之间的达隆万户，其首领与萨迦派的关系也比较密切。(13) 在帝师和萨迦寺住持之下，本钦是萨迦政权中职权最大的官员。本钦，藏语意为“大官”。它掌管户籍赋税和诉讼，处理各万户间的纠纷，兼管修建寺院等。在元朝设立的乌斯藏宣慰使司中，本钦多兼任为首的宣慰使。(14)对本钦的任命，帝师和萨迦寺住持稳操举荐实权，本钦虽为朝廷职官，但职位在萨迦昆氏家族之下，不能和萨迦寺住持相抗衡，实际上常常是秉承帝师和萨迦寺住持的意旨行事。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原为八思巴侍从，任本钦后，以违忤八思巴，被元军杀死，就是例证。(15)张云教授指出，萨迦本钦和乌斯藏宣慰使，“由该派弟子及相关人员来担任，兼有帝师之荐一环节，造成萨斯迦与帝师包揽一切的现象”。(16)也说明在萨迦政教合一体制中帝师和萨迦寺住持支配本钦，统揽政教的情形。 元末帕竹派逐渐强大，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派内讧和元顺帝无暇西顾之机，出兵控制萨迦，并在元朝廷纵容下，扶助第十三任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进而取代萨迦派，掌管吐蕃的僧俗权力。但此类政教合一体制一直被延续下来。 3.政教合一体制的本质与历史局限 八思巴在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下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吐蕃政教合一体制后，一度引起非议和嘲讽。当时的高僧迥丹热智赋诗讥讽：“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条就不成为圣者。”八思巴也曾赋诗反驳：“教法有兴衰为佛陀所言，众生之幸福由业缘而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17)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吐蕃政教合一，亦不符合佛法基本教义，并不符合吐蕃王朝以来的固有制度，而是由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联手创建的，是在蒙古征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蒙元皇帝与萨迦派帝师联合统治吐蕃的产物。八思巴反驳诗曰“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也披露了这一点。换言之，政教合一体制并非吐蕃自古就有，而是元世祖与萨迦教主八思巴联合统治西藏的权宜性选择。 我们承认上述吐蕃政教合一体制，在结束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和促进吐蕃统一于蒙元王朝方面的积极历史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种体制或许是最佳的政治选择，除此以外，似乎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在这一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蒙古宗王、帝师和白兰王三股势力都发挥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八思巴和忽必烈，这两位政治家个人的雄才大略，也不能小觑。(18)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蒙元朝廷的政治军事支持在上述吐蕃政教合一体制奠定过程中的作用。第一，忽必烈为首的蒙元王朝赋予了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的崇高权威；(19)第二，1276年，忽必烈派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八思巴返回萨迦。翌年，八思巴又在曲弥举行7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太子代表父皇出席，充当施主，负担所有费用，还向僧人们颁发每人黄金一钱的布施。(20)这意味着元世祖忽必烈以世俗帝王施主，强有力支持了八思巴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此种支持，萨迦派的帝师俨然成为吐蕃各教派共同承认的宗教领袖；(21)第三，1268年，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布得到八思巴同意，修建萨迦大寺。为此，曾向乌斯藏各万户、千户发布命令，征调人力，还运来了修建萨迦大寺的木料等器材。(22)笔者2009年5月实地考察萨迦寺大殿时，亲眼目睹大殿的雄伟精美，为现存的元代藏传佛教寺院之冠，殿中四十根雄伟挺拔的楠木、樟木等稀有大柱，颇引人注目。其中一根，据传说是来自元世祖赐予。同行的藏族司机索朗扎巴，原先是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的工程师。他好奇地提出疑问：这四十根稀有大柱，基本不是藏区所生长，而是由外地运入的。在700多年前交通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这些木材是如何运到后藏萨迦的呢？我试着去询问萨迦寺的一名年轻喇嘛，他回答道：“是护法神运进来的！”我则联想起元代汉地的杂泛劳役和藏区的劳役“乌拉”，既然《汉藏史集》记载萨迦本钦下令“征调人力”，运送木料，藏区的运输应该不成问题。至于藏区以外，只要元朝廷下令协助帝师建造寺院，依靠民众的杂泛劳役，估计也不难解决运输问题。尤其是花费十余年时间，建造当时藏区第一大寺院，以作为萨迦教派的政治和宗教层面雄踞其他教派之上的象征，元朝廷理当全力支持。总之，在建造萨迦寺大殿及木材运输方面，同样可窥见元朝廷强有力支持八思巴萨迦派的政策导向；第四，出兵镇压反叛萨迦者。1280年左右，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对帝师八思巴“作了背信弃义之事”，“因为朝廷与萨迦派的关系特别重大”，元世祖“决定加以帮助，遂派大臣桑哥为首，领蒙古大军前往查究”。桑哥率兵入藏，先攻下朗卓康马土城，又以炮火猛轰反叛者最后城堡甲若仓(今江孜县境)，处死了本钦贡噶桑布。(23)1285年，止贡派仰仗西蒙古宗王的军事势力，向萨迦进攻。1287年，萨迦第九任本钦阿迦仑率领后藏各万户联军，配合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所率蒙古军，进攻止贡派，烧毁止贡替寺大殿，杀死止贡僧俗人士一万余人。此次叛乱平定之后，各万户领悟到在关乎元朝和萨迦派在吐蕃的统治权力的关键时期，元朝不惜以武力支持萨迦地方政权镇压反对势力，故而对元朝廷和萨迦派感到敬畏。由此，萨迦派政权走向鼎盛，其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基本控制了整个卫藏地区。(24)概言之，蒙元朝廷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支持，是奠定吐蕃政教合一体制的基本外部条件。没有这样的政治军事支持，势力原本不太强的萨迦派，是不可能凌驾于各教派之上，也不可能兑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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