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18 《史学月刊》2013年9期 郭大松 参加讨论
三 关于创办文会馆的原因 文会馆是由创办于1864年9月的一所寄宿小学堂发展而来。关于创办学堂原因的问题，有研究者曾指出：“狄考文总是说开办这所学校是他妻子的主意，后来因为这所学校的成功使他声誉日隆，其他传教士也强调这一事实。各种报道都宣称1873年之前一直是朱莉娅(Julia，狄考文夫人婚前名字——笔者)独自经营这所学校，承担着该校三分之二的工作。据后来的一位助手说，朱莉娅主张开办学校是因为她预感自己不能生育，因而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12)这似乎在告诉人们两点：一、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创办现代学校最初是狄考文夫人的主意，与狄考文没有关系；二、狄考文夫人之所以要创办一所学校，是因为她早就预料到自己不能生育了，于是找一帮孩子来看着借以品尝做母亲的感觉。虽然这位研究者接下来说对这样一些说法“不应做过分的解读”，“只能作为登州文会馆的一些背景材料来理解”(13)。但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不能不辨析清楚。 首先，所谓创办学校只是朱莉娅的主意一说绝非事实，创办学校与她到中国来之后预感自己能不能生孩子毫无关系。早在1864年4月2日，狄考文在他们夫妇到登州还不足三个月的时候，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14)狄考文日记中的“我们已经计划”当然包括狄考文本人的意见，丝毫没有朱莉娅自己要办学的意思。据也在山东长期传教的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说，狄考文夫妇到中国当年秋天即“经过反复虔诚考虑，在学习了6个月的汉语之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小学。夫妇二人到中国来之前就有创办学校的想法，认为这是建立宣教会的有效途径，而且之前也都有过教学经历。这所男校后来发展为一所大学绝非偶然，因为从一开始，夫妇二人就怀抱把该校办成大学的理想”(15)。狄乐播非常崇敬朱莉娅，也知道学堂开办初期，他的哥哥“长期到农村去巡回布道”，“大部分时间把学堂丢给了”朱莉娅一个人，“学堂三分之二的实际工作”都是由朱莉娅一个人“负责”(16)，如他哥哥原本没有开办学堂的想法，他不会把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说成是夫妇二人的共同想法，而且是“到中国来之前就有”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直言不讳地引用了朱莉娅本人的话，说她“在心理上，更愿意准备去传布福音，而不大情愿定下心来长期投身于呆板、艰苦的教育工作”(17)。没有一点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要凭借看护学堂里的孩子体验做母亲感觉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创办学校、全力教育中国的孩子并非是朱莉娅本人心底里的意愿。凡此种种，都说明创办学校是狄考文和朱莉娅早在来中国之前就决定了的事情，并非是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更是与朱莉娅预感自己能不能生孩子没有关系。 其次，进一步说，朱莉娅主张创办学校的原因，应该是和狄考文一致的，从他们接受到中国来的任务和到中国创办学校的时间来看，朱莉娅也不可能因为预感到自己不能生育才创办学校教孩子们读书寻求做母亲的感觉。查朱莉娅1862年12月27日在特拉华其舅父家与狄考文结婚(其时狄考文在这一地区担任牧师，等待出国传教的机会)，婚后忙着走访亲戚的时候接到了美国长老会本部批准他们到中国山东传教的信函，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东奔西走拜访各自的亲友，向他们一一道别。一切基本就绪后又赶赴纽约，1863年7月3日在纽约登船出发奔赴中国，经过167天的海上行程，于1863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随后乘船赴烟台，水陆奔波，终于在1864年1月15日抵达登州。值得指出的是，近六个月的海上行程，由于船长歧视传教士，故意虐待他们，甚至让他们吃变质的食品，致使同船所有奔赴中国的传教士都生了病，为此狄考文还写了控告信递交给美国驻上海领事。到登州后，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善，初来乍到，没有居所，狄考文夫妇与同来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夫妇和先来的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夫妇三家人同住在废弃的破庙观音堂里。时值严冬，且语言不通，又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与中国人难以交往，吃住条件十分艰苦(18)。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上所述狄考文于1864年4月2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从结婚到这时为时仅一年多，有这样一些经历，朱莉娅怎么就能预感到自己不能生育了呢？况且，朱莉娅预感自己不能生育是“据后来的一位助手说”，这位助手一般来说应该是中国人，“后来”到底后在什么时候呢？一位中国助手的这种说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目前没人能给出答案。事实上，朱莉娅终身未育的原因是到登州后各种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她舍身忘我的奉献造成的(19)。 再次，1873年之前朱莉娅几乎独自承担经办学校重任的原因，绝非是狄考文最初没有办学的意愿，而是另有原因。一方面，狄考文虽然认为到中国传教，“不能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而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保护它不受所有魔鬼的侵犯”(20)，但也不能不受当时传教士圈子总体氛围的影响而一心扑在办学上。早期来华传教士大多“认为他们的唯一工作就是传教”(21)，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受命做牧师的人在学校里教书，不合天职”(22)。另一方面，也是最初十年学堂几乎完全由朱莉娅独自经管的根本原因，即后来狄考文在与上海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Fitch)夫人的一次谈话中透露的信息。他对费启鸿夫人说，朱莉娅在登州开办寄宿学堂之初，我认为那是相对说来不费力气的一项工作；但随着学堂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我看到那不再是她独自所能承担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了，我能做的只是她以前做的一些工作(23)。 问题很清楚，上面这段话除了表明狄考文对妻子的尊敬、佩服和为她所取得的成就的骄傲之情外，明确地说明了办学初期他本人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办学是朱莉娅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而是他觉得那时的工作很简单，朱莉娅一个人经办就够了。 最后，1877年狄考文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题为《新教差会与教育之关系》的著名论文，应该说清晰、准确而深刻地阐明了他本人其实也是朱莉娅创办文会馆的根本原因。在这篇文章中，狄考文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反对办学、部分主张办学的传教士在办学目的上尚有意见分歧的局面，阐明了“他自己在开办学校之初就已经确立并终生恪守的坚定信念”。他不同意“教育作为传教媒介比其他媒介重要的观点，尤其反对把兴办教育凌驾于传布福音之上”。他从教育的特性和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些主要原则性意见”，指出：“为了培养高效可靠的牧师，为了造就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并通过他们向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为了培育带头引进西方文明中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才，作为接近中国上等阶层的最好途径，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坚定其抗御内部迷信习惯的侵蚀和外部有教养阶层怀疑宗教论者攻击的信念，应重视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五花八门的迷信在人们心中有共同的土壤，迷信形式时常变换，但本质不变。中国形形色色的迷信不易消亡，除非经常地对其进行抵制、搜寻和揭露，不然它们就会混杂于基督教之中并损害基督教的名誉”。而随着传教工作的不断进行，中国信徒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中国的基督徒“将日益摆脱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教诲和控制，因而将出现遭受异教迷信侵袭和中国经典有害影响的危险”。因而“中国急切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土传教士，这些人要能够著书立说，保卫和强化基督教义，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教会实际工作中去”。他预言：“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不会太久，西方文明在中国广泛而迅速传播的日子，将会很快到来。”但是，要保证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国迅速广泛传播，有效抵制中国迷信和异教的影响，单纯的传教工作无法做到，因为“没有文化的基督徒能够抵御没有文化的异教徒，但却不能抵御有文化的异教徒”。因此，传教士们的任务，绝非是“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而“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教会学校不仅要进行初等教育，更要进行高等教育，“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应置于突出地位”。他强调说，传教士开办学校“对当地学生实行智力、道德、宗教方面的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要使他们在皈依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保卫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24)。 由上可见，创办文会馆绝非是朱莉娅一个人的主意，更不是因为朱莉娅预感自己不能生育才主张办学校来体验做母亲的感觉，而是狄考文夫妇的共同意愿；狄考文夫妇在到中国来不久即创办学校，源于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就有这一念头；他们创办文会馆的真正原因，是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保证基督教的纯洁，使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文明”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