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04 《史学月刊》2013年9期 郭大松 参加讨论
五 文会馆是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文会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界已经充分认可。关于文会馆何时成为大学的问题清楚了，按说它是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问题本来也就无须再费笔墨。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的习惯说法及思维定势，使学界及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不同认知。2012年夏初，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新闻杂志《民生周刊》发表标题为《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文章，似乎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结论。文章列举说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都有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资格。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难以统一”，认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天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的前身——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断言“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冠以‘大学堂’之名者”；而“分科大学之设，亦在1910年由该校率先创制”。文章最后指出：各高等学校为了自己学校的荣誉或地位，争相标榜“自身的‘名校’资质”去“争抢‘第一’或维护‘第一’”，远不如“将大学建设放在教育本身上”(47)。 笔者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最后的观点，今天的大学确实应该把精气神投入到真正大学教育中来。但追求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事实上，报刊或网络上争中国第一所大学名号的学校，远不止《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一文所列举的这么几所，但与笔者所要论述的主旨已经没有关系了，暂不置论。这里仅就该文作者关于“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两所学校一说谈点看法。因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上海圣约翰大学排除在外了。查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大学的创办时间，无疑早于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圣约翰大学原称圣约翰书院，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该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或最早的大学，创始于1879年，“1892年始设大学课程，1895年第一班三人毕业”，1906年，“大学课程始定为四年”，同年“在美京立案，为圣约翰大学”(48)。 很显然，“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笼统地说“北洋大学堂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所’”大学，难以全面准确地说明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因为圣约翰大学是来华传教士办的大学，就不承认其创办时间比北洋大学堂早。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许许多多现代新事物，大都来自西方。属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大学，自然也不例外。 传教士作为西方来华势力，自然是与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扩张紧密相关的。资本扩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直至今日，无论什么人欢迎与否，都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降，资本即开启了其全球性扩张的新时代。人类社会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9)。 资本扩张与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密不可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平等协商、各取所需达成的资本扩张，为和平互利性扩张，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使文明进步；以武力胁迫单方面进行的扩张，为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在扩大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更为人类尤其是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我们所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资本的和平互利性扩张，则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持欢迎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扩张大潮中来。 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历史上，中国门户洞开，国家主权开始不断地沦入外人之手，事实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强力侵略性扩张和清政府昧于时势、措置失当双重原因造成的历史结果。传教士是尾随坚船利炮而来，受不平等条约保护，与西方列强侵华自然脱不了干系。但传教士本身又不能说就是侵略者，他们不是受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为他们心目中的信仰服务，受所谓“神召”到异教国度拯救上帝子民，引导普天下人“归主”的。这些人在华开办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都是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服务的。况且，清政府先是在中外约章中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继而规定外人(在中国)“设立学堂，无庸立案”，可任意设立。民国以后，随着中国自己开办的现代教育的逐步推广和普及，中国政府逐渐对教会学校学制、教学内容等提出具体要求，并最终规定外人办的教会学校要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5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许多多的教会大中小学校也都按照规定在中国中央政府立了案。因此，作为客观事实，我们不能对传教士开办的现代大学置之不理。更为重要是，以鸦片战争为明确分界线，中国东方古老天朝的宗藩体制逐渐为现代世界的条约体制所取代。本来，建立在不可避免的资本扩张基础之上的条约体制是反映国家之间正常、平等的相互关系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然而，事实上中国参与这一体制是被迫的，是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将中国拉入了这一体系之中，其中夹杂了诸多不平等因素，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但那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与中国参与了这一体制后履行条约所产生的种种新的社会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就像那时在条约体制下诞生的中国海关(时称帝国海关)这一现代税收机构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是条约体制的产物，且其用人、行政大权完全掌控在外人之手，就说其不是中国的海关，不承认李泰国、赫德等历届外籍人士担任的总税务司是中国的总税务司。传教士依据条约在中国开办的各级各类培养中国人的学校，当然也应视为中国的学校。最起码，应当承认其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代学校。准此，则显然不能将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排除在中国现代大学起源排名之外。 然而，“从客观建校时间上看”，圣约翰大学建立时间虽然比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北洋大学早，却也还不能说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所现代大学。由前述可知，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即便从其1884年正式成为大学的时间算起，也比圣约翰大学至少早近十个年头，文会馆才是真正的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当然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加拿大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著名专家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指出：“中国最早的新教大学是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圣公会1877年在上海设立的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51)文会馆第三任馆主、广文学堂第一任监督柏尔根(Paul D. Bergen)则早在1913年6月为《文会馆志》所作序言中也认定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52)。 过去，人们之所以曾长期以来误认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恐怕一方面是由于它名称响亮，且因设在中国首批开放对外通商并很快成长为中国和东方繁荣大都市的上海，占尽地利的缘故；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基督教高等教育”项下第一位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二位是“齐鲁大学”，而作为真正最早的现代大学文会馆，只是作为“齐鲁大学前身”，以相关资料略作介绍，没有表明文会馆是大学(53)。尽管其后附有《王神荫记齐鲁大学校史》一文有论说“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是设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54)，但证据不足，且论说有误，加之其主要是论说齐鲁大学，因而没有引起学界重视。于是，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外来传教士办的大学一说遂广为流传开来。其实，种种历史原因所致，任何史料编辑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学术研究逐步深入，新史料不断发掘，历史的真实也必然会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事实上，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一些年间中国最好的大学。现有中英文资料表明：文会馆毕业生在1900年以前，即有3人任教于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55)；中国政府自办的国家级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始，据英文资料称曾聘用文会馆毕业生12人(56)，经与中文等相关资料证实确切无误者为8名(57)；1902年京师大学堂整顿重建之后，共计在校6名西学教习中也还有4人是文会馆毕业生(58)。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那时“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59)，才确定从文会馆聘用12名毕业生担任京师大学当西学教习。反过来看，截至1904年文汇馆迁移潍县，以文会馆为主体的广文学堂直至民国初年也没发现有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或中国境内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任教的教师。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想必能说明文会馆不仅确定无疑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从总体教育水平来看，也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近些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东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来华传教士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事业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并呈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登州文会馆得以确定为中国土地上诞生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且至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大学，实受惠于这一大好局面。 然而，毋庸讳言，由于人所周知之历史、资料等原因，关于文会馆的研究还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才真正刚刚起步，很多问题有待各方共同努力探讨，令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再现于国人面前，为现代化教育事业提供历史镜鉴。 本文以上所辨析探讨的，都是显见且易于搞清楚的问题，尚需认真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如：狄考文在登州城里发电燃起的电灯，是否是中华大地上第一盏标志现代文明之光的电灯？文会馆的音乐教学是否是首次系统地将西方现代音乐教育引入中国学校教育体系？文会馆开设的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其在世界同学科中水平若何，以及基本由此决定的文会馆总体上说在当时西方大学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分布全国各地的学生在当地现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做出了什么贡献？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为什么会诞生于登州而不是在比登州开埠早近20年的广州和上海等地？凡此种种，均非笔者力所能及，诚盼学界各领域方家各尽所能，携手共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