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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凯:中国近现代的“创造哲学”思想研究(2)


    2.创造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固然离不开物质层面的经济建设、制度层面的改革和革命,但所面临的最深层问题,无疑是人的现代化,是具有现代化的新人格、新理想、新思维、新道德的一代代新人的培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等很早就有高度的自觉,并一致主张创造的人生观。
    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接续严复的思想号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创造新的自我,认为一旦人人自责、自新、作新民,自觉提高自我素质,积弱的国家自然会改观。他对国民性改造高度重视,大力批判各种各样的劣根性,尤其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普遍的奴隶性,号召树立利群的、合理利己主义的新道德,提倡树立新的创造型人格和新的有利于创造的人生观,包括自由、自尊、自信、自治、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的精神。在道德创造的方法上,主张综合创新的方法,“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
    梁漱溟提出创造的宇宙观后,话锋一转把现实中的创造完全地归结为人的创造。他认为虽然宇宙大生命一直在创造之中,但到现在其余一切动植物界已经成了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不能创造了,能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精神的现在只有人类。所以,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人生的价值在创造。人生没有前定的目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
    在创造的道德观上,梁漱溟自觉地严格区分了“成物的创造”与“成己的创造”(也就是“外面的创造”与“内里的创造”)。每一个创造从外面看是成物,是对社会或文化的贡献;从个体生命里面看是成己,是才能德性的进益,是生命自身的成就。虽然他也看到“帮助理性开展的是经济”等物质条件的力量,但那只是“帮助”而已。他反复强调和最为重视的,不是成物的外面的创造,而是以儒家道德修养为核心的成己的创造、内里的创造。
    张岱年认为人生意义、价值在于创造。他认为世界在没有人类之前,只是不自觉的演进;有了人类,宇宙才有了自觉。正因如此,人的作用就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人的工作在自觉地创造,调整自然,参赞化育,改造自然与人性,以达到理想境界。人生意义是由创造而出、而且就在创造之中。
    在伦理修养方面,张岱年号召人们创造更完善的自我:“人应尽量发展其善性以克服其不善性,并创造更善的性质。人性常在改进之中,亦常在创造之中,人不惟应改造物质自然,更应该改造其自己的自然。人类不惟是自然的创造物,且应是自己的创造物。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能自觉的创造自己的生活。”[2]340
    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倡导人生价值在于创造、人生意义在于创造。虽然在具体的德目内容上有所差别,即梁启超德目偏西、梁漱溟德目偏中、张岱年德目偏马,但他们在道德观上都号召创造出新道德,而且这种道德不约而同地指向“创造的道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