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凯：中国近现代的“创造哲学”思想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00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3.创造的文化观和社会观 在文化选择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近现代的进步思想家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一脉相承，一方面反对复古倒退；另一方面也反对照搬照抄，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文化上综合创新。 梁启超早年所谓的无血的破坏的文化创新的方针，是稳健的文化策略，也就是后来张岱年的中西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雏形。他据此提出了诗界革命、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化革命口号（实质上是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并亲身实践。他也曾为戊戌变法而大力宣传进化史观，同时热情讴歌开新，鼓动人们不断求新。但是梁启超的创造思想本质上是否认社会革命、只承认点滴的渐进改良的。他又极度夸大少数英雄的历史作用，在他的心目中，创造只是英雄豪杰的专利品。 梁漱溟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张，就是在吸取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等长处的同时，恢复中国文化的儒家传统，把二者综合以重新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所以他的创造的世界观最终落实在创造的文化观上。他设计的通过乡村建设实现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创造出新的孔子式的儒家道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没有生存竞争、社会帮助人生向上，以人自身的塑造即道德创造为根本目的和手段。至于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人的道德创造的必然的产物罢了。 梁漱溟的中国现实文化观符合综合创新的规律，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文化选择。虽然他的人类文化三阶段的结论忽视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又使本已多元开放的三路向的文化再次陷入了一个按照西中印文化依次排列的封闭的体系，但是他对中国和印度文化复兴的预言，实际上试图揭示的是：人类创造力在解决了基础层次的物质需求问题之余，一定会进一步寻求解决社会层次直到精神层次的更高的需求问题。 在解释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原因时，梁漱溟持明确的天才创造观，认为“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3］。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中国文化早熟只不过由于偶然出了周公、孔子之类伟大的创造天才而已。在现实中他也流露出英雄史观，他自信只有他真正领会了孔子的真意、本意，所以他有责任为往圣继绝学，替孔子释迦讲个清楚，作为佛家的菩萨拯救众生，作为儒家的圣人内圣外王、救国救民。 张岱年在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力主创造中国自己的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守旧复古。他主张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文化综合创造观”，即“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含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2］256。 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之真的出路”，即“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创成”。“‘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难备工作。”［2］281 三者比较能够看出世界观、人生观对于每个人的现实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的深刻影响。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创造哲学思想的反思，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创造哲学是创造时代的产物。从近代到现代，中国哲学家一直在现实的逼迫下紧张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人生价值何在的问题，正是近现代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引发了人们对创造问题的思索，在此过程中得以逐步揭示创造的规律，逐步产生了创造哲学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产生的中国化的成果即毛泽东思想，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创造哲学的最高成就，并在创造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第二，创造要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思想家所以能用新的观点、方法认识创造，这是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唯物论分不开的。到了现代，创造思想之所以能开始走向科学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传入有直接关系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创造问题的研究相结合，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创造思想的新成就。今天，我们从事创造实践，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更有效地指导创造实践的“创造哲学”。 第三，创造哲学要认清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创造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他们低估(甚至抹杀)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的中国、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只有靠人民自己去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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