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的根据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41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吴显庆 张平 周立 参加讨论
一、“和而不同”思想的古代辩证法根据论 1.“一件物亦有阴阳左右”，天地万物“无一同者” “一于异则乖而不合”。北宋张载说：“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虽一件物亦有阴阳左右，譬之人一身中两手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复有长短，直至于毛发之类，亦无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声音形状亦莫有同者”（《张子全书》卷十二）。正因为“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所以需要“和而不同”：“稽众舍己，尧也；与人为善，舜也；闻言则拜，禹也；用人惟已，改过不吝，汤也”（《张子全书》卷四）。张载反对不能“和而不同”的“自强自是，乐已之同，恶已之异”（《张子全书》卷六）。张载的“和而不同”论述，与其阐述的《周易》辩证哲理相互关联，如“象曰：上火下泽，睽（相背、相违），君子以同而异。一于异则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张子全书》卷十）。 “既属于人，则不能以尽同”（黄震《黄氏日抄·读论语》卷二）。南宋黄震认为，舜之所以为大智，是因为能够正确对待普遍存在的人的差异，即“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黄震《黄氏日抄·读论语》卷二十五）。清代蔡扬宗指出，“有言逆耳必求诸道，有言逊志（恭顺）必求诸非道。其容而受之也，如江河之不择细流，泰山之不辞土壤。谅直者嘉之，敢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则其智弥大，其德弥光，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蒋溥、蔡揚宗等《御览经史讲义·书经》卷十一）。其中根据不同对象的“嘉之”“义之”“恕之”，也都是以“人不能以尽同”为基础的“和而不同”。 2.“阴阳合而益和”,“阴阳合而为道” “阴阳和”而“不失刚中”。北宋程颐说：“阴阳合而益和”，“雨者阴阳和也。始暌《周易玩辞·卷十》说“相违则为暌”。而能终和，故吉也”（程颐《伊川易传》卷三）。阴阳相分相交，也是程颐论述和而不同的根据。他说，“二承比阴柔，阴柔小人也，说之则当有悔。二刚中之德，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说而不失刚中，故吉而悔亡”（程颐《伊川易传》卷四）。这里的“和而不同”，既是“阴柔”与“刚中”的矛盾统一关系，更是坚守“阳刚”与“阴柔”的区别。因为此刚即阳。程颐指出，“刚，阳大也，阳长已过中矣”（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北宋胡瑗认为，“柔，阴也；刚，阳也”（《周易口义》卷五）；阳也可以解释为刚，《子夏易传·卷一》说“阳，刚也，明也”。程颐也有阳即刚的解释，如“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蒙之时，阳刚为发蒙者”（程颐《伊川易传》卷一），这些都是阳即刚、刚即阳的意思。 “阴阳合而化生”，“和则通而生明”。南宋林栗认为，“孚者化也，阴阳合而化生也。是故阴之情欲升，阳之情欲降，然后为孚之时也。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见善而称，知贤而举”（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一）。“君子和而不同”，“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同上）。其逻辑就是，既然性质相反的“阴阳合而化生”，那“和而不同”就是必然之理。与此类似，“和而不同”的哲学辩证法根据还有“其性各异”，“合体为同”。南宋卫湜指出，“严陵方氏曰：阴阳合而为道，道则天地共由之而已。阴阳离而为德，德则天地各有所秉焉。幽显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于上下，则五行播于其中，播者分布之称也。自天一至于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则可否相济而知矣”（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十六）。 3.“相反相资”，“质本相违，义常兼济” “不相入而相资”。北宋范仲淹在《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中说，“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贯之，居惟异处，动必相资。始则无自入焉，受诸睽而巳矣。中则往有功也，取既济以宜。其原夫两仪肇生、五行并命。水以流而顺，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湿之情。知和而和”（范仲淹《范文正集·别集》卷三）。“其数六者柔而胜，其数七者炽而昌。六以阴而习乎坎位，七以阳而配彼离方。离坎诚非其一致，元代曾贯的《易学变通·卷五》说：“坎、离，火水之正也，故其相交而有相济之理。”阴阳安得而两忘？虽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区别。盖日用之利，合二体以交相。道非独善，功不相远”（同上）。“方以类聚，何患乎体与情反？作咸、作苦始殊，同气之求曰润、曰炎，岂宜相得之晩，施之无穷，和而不同，亦犹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泽乖而其气通。日月殊行在，照临而相望。寒暑异数，于化育以同功”（同上）。“道也，不相入而相资，与天下之公共者也” （同上）。上述“和而不同”的论述，明显是以“相反相资”的《周易》辩证法为论证根据的。 “相反者”“有相济”。明代夏良胜说：“凡物之相反者，莫如水火阴阳。异气也，燥湿异宜也，南北异位也，上下异性也，然而有相济焉。水火交而物以化，于易之鼎、之革（鼎、革都是六十四卦之一），可以识其用也。而执其机要，有存乎人者。故萧之规、曹之随，魏之严、丙之寛，其相济以成，务君用之也”（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八）。“韩琦言，庆历中与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彦国（富弼字彦国）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琦务容小人，善恶黒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琦安焉，扶持复起，皆琦力也。臣良胜曰：君子和而不同，韩范富杜欧尹（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欧阳修）是也” （同上）。“人君闻其言而反之已，吾有是邪，从而改之；吾无是邪，因而豫为之戒。其于君身国政，未必无补” （同上）。夏良胜的和而不同论述，与相反相济的辩证哲学思想，有明显和直接的逻辑关联。 4.“审异而致同”，异就在同中 “致同全在审异”。正确辨别差异，深刻理解差异，才能找到共性，协调关系。明代林希元说，“审其异，则同就在其中，无他作为，故曰审异致同”（林希元《易经存疑》卷三）。“《蒙引》曰：致同全在审异，不审其异，则混淆杂乱，反不同矣” （同上）。“和而不同”虽然是有同有异，但重点是强调差异，目标是通过不同思路的互补、互纠，达到利国为公的统一。所以“审异而致同”，可以成为“和而不同”理论根据。“龟山杨氏曰：惟和者能大同于物，小人则同而不和。大同者合异以为同也，居同人之时，不知类族辨物，则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纳兰性德《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卷十七）。“审其异”，“致其同”，既有“异”与“同”及其矛盾关联的辩证思想，还涉及具有递进性、实践性的“合异以为同”。“合异”的基础是辨别、承认、理解、容纳差异，也是“和而不同”的实际体现。 “于不同之中，得大同之道”。清夏廷芝指出，“君子通天下之志，非尽混同而无别也。天下之理，惟审其异者，乃可以致其同。故大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盖于不同之中，得大同之道，而后所同者，为正合。非阿比也，由斯以推学者，必特立独行，而后有声应气求之美。人臣必嫉邪秉道，而后有同寅协恭之休（福）”（蒋溥等《御览经史讲义》卷四）。清于敏中也同样认为，“非审异无以致其同，非执两无以用其中” （同上）。上述“审异致同”，“不同之中，得大同之道”的论述，是其“嫉邪秉道”，“同寅协恭”的辩证哲理根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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