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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的根据论(3)


    二、“和而不同”的认识根据论
    1.“欲达天下之情”,必须“和而不同”
    “不参之患”。《韩非子》载,“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有子曰壬,竖牛妬而欲杀之。因与壬游于鲁君所。鲁君赐之玊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佩之’。壬因佩之。竖牛因谓叔孙,‘何不见壬于君乎’?叔孙曰:‘孺子何足见也?’竖牛曰:‘壬固已数见于君矣,君赐之玊环,壬巳佩之矣。’叔孙召壬,见之而果佩之。叔孙怒而杀壬。壬兄曰丙,竖牛又妬而欲杀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丙因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怒而逐之。丙出走齐,居一年,竖牛为谢叔孙,叔孙使竖牛召之,又不召而报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来。’叔孙大怒,使人杀之。二子已死,叔孙有病,竖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不内人。曰;‘叔孙不欲闻人声’。因不食而饿杀。叔孙已死,竖牛因不发丧也,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夫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僇,此不参之患也”(何犿注《韩非子》卷九)。这个“子父为人僇”悲剧的思想内涵是,如果没有相异并存、不同的认识沟通渠道,就极易造成信息失真、情况造假,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祸患。
    “和而不同”才能“上无不闻,下无不通”。北宋曾肇指出:“四海之广,万事之烦,亿兆之众,不可家至而人接之,则欲达天下之情,成天下之务,岂有他哉?在广言路尔。言路广则人人得尽其情,人人得尽其情则上无不闻之事,下无不通之志。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贤不肖,虽在四方万里之外,陛下不出户庭,不降几席,可以周知而备见矣。然后察政令之得者,则力行之;弥纶(治理)未至者,则损益之;百姓之所愿欲,则与之;百姓之所疾苦,则除之。显忠而去邪,任贤而退不肖,夫然故上泽得以下及,下情得以上闻。百官有司,奉法遵职。贵者不以崇高而敢肆,贱者不以疏远而敢欺。陛下深处法宫之中,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任己聪明,则其察愈详,其蔽愈甚。因众之聪明,则所视者远,所听者周。故先王设进善之旌,立敢谏之鼓,陈诽谤之木,又使瞽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工谏,近臣尽规,亲戚补察,彼岂聪明之不足哉?知任己不如任众也。舜之继尧,所守一道。然舜初受命,则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以谓继治世者,耳目尤不可以不广故也”(杨士奇、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和而不同”才能防止“淤塞而不伸”。南宋汪应辰在《应诏言弭灾防盗事》中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婴谓和与同异,则夫目之以为好异者,是欲其为同也。伏望陛下戒权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说之为邪;察今日风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览士大夫是非之论,而断之以理,进用忠谠,斥远谀佞,使天下知好恶所在,则中人以下,皆化而为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体,迂阔而不适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轻加以罪也。如此则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伪,庶政之缺失,皆毕陈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郁(淤)塞而不伸之叹哉”(汪应辰《文定集》卷一)。 意思是说,下情上达、“上泽下及”、了解官员、反映政治缺失,都需要“和而不同”。
    2.个人见识的局限与偏向,客观上要求相互关系上的“和而不同”
    “私独之言难信”,“众听之则圣”。唐代魏征认为,“君所以眀,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尧舜氏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鮌不能塞也。靖言庸违不能惑也。秦二世隐藏其身,以信赵高,天下溃叛而不得闻。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贼徧(遍)天下而不得闻”(《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魏征》卷九十七)。唐代吳兢指出,“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吴兢》卷一百三十二)。就是说,必然存在的认识差别,是必须和而不同的根据之一。南宋彭龟年说,“听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难听也,以为利或害焉,以为善或恶焉。人君如之何其辨之也?夫民,众听之则圣,独听之则愚。听言者能以是察之,思过半矣。故云公共之言易识,私独之言难信。传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彭龟年《 止堂集》卷四)。“兼听”和“众听”都包括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上下左右“和而不同”的意思。
    “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见所能尽”,必须“采于议论之详”。元朝的胡震指出,“协于人心之公则义理明,局于吾心之私则见闻狭,采于议论之详则众志合,徇于意见之偏则私意萌”(胡震《周易衍义》卷十二)。明代黄洪宪认识到,“天下国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见所得;天下万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方苞等编《隆万四书文·君子和而不同》卷三)。明朝徐师曾认为,“凡人有偏心者,多执己见而不复思;有忌心者,惧形已短而不肯屈。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见所能尽,况于疑事,尤不可执己见者乎”(鄂尔泰、张廷玉等总裁《钦定礼记义疏·曲礼上第一之一》卷一)。既然治国理政的事情和方略,不是一个人能够认识清楚的,因此清代李清芳提出,必须做到“兼收并蓄,细大不遗”;“葑菲(葑即芜菁、蔓菁,菲即萝卜)不以下体而不采,刍荛(指割草打柴的人)不以贱品而不询”(蒋溥等编《御览经史讲义·书经》卷十一)。“采于议论之详”、“兼收并蓄”,听询于“下”“贱”,都包含了“和而不同”的意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