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世家大族的家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15 《社会科学》2014年1期 王善军 参加讨论
三、宋代家学传承的动力 在宋代官学教育甚为发达、民间教育也多种形式并举的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仍能异彩纷呈、引人注目，这显然是由各种动力促成的。 (一)宋代诗书类世家大族(46)的家学延续，与科举制度下的仕宦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宋政府对科举入仕和进士身份的重视，使世家大族成员要想在仕宦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就首先考虑自己在文化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凭借先辈的积累，取得文化优势的便捷途径莫过于继承和发扬家学。在现实社会中，凡是家学得以继承和发扬的家族，基本上仕宦方面也异常顺畅；而家学后继无人的世家大族，其政治地位也往往随之衰落。叶梦得教育后人：“旦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暮夜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47)澶渊张氏家族，“父祖继以文章登儒馆，显名于世，斯立(张挺卿)与其兄都官员外郎晋卿传其家学，俱用是擢进士第”(48)。澶州晁氏家学源远流长，其家族政治地位也得以长期延续，其家族成员中进士而可考者即达25人之多(49)。“以文辞行谊起家”的新昌石氏家族，“宗属数十百人，絃诵洋洋，贡于乡，选于学，射策于廷，曾靡虚籍，以故为东南望族”(50)。成都范氏家族“世显以儒”，家学传承为世人所称道，而政治地位之维持亦相当成功。本师胡昭曦先生认为其“既是政治家族，又是学术家族”(51)。《氏族谱》记其科举和仕宦情况云： 凡范氏父兄子弟，名位虽不尽皆通显，而施为率从厚，为部刺史，为郡守相，门第盖相望。三岁一举，中选者多，记不胜书。至以赏、以恩、以封、以赠，又略焉。它族什如其二三，号曰盛；至范氏，则人人以为当然。(52) 兴盛实例不胜枚举，衰败实例亦俯拾即是。河南程氏家族在北宋时期曾产生了两位大学者程颢、程颐，但南宋时却家学不传，尽管朝廷屡次褒录赠官，却终究门户零替，家道衰落的状况无可挽回(53)。以三兄弟连中高科而知名的阆州陈氏家族，其家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三陈子孙不思进取，多靠荫补入仕，而鲜有中进士者，家族的衰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54)。楼钥代范孝隆所作《上蒋参政书》，曾说襄阳范氏在范宗尹之后，“惟是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学取世科，委靡阘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绅之列”(55)。可见，科举入仕是诗书类世家大族维持政治地位的手段，也是家学传承的基本动力。 在宋代崇文的社会环境下，个人或家族的学术影响和学术能力，往往亦能对仕宦产生一定的作用。经常有官员或处士因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而在政治上引起注意并受到朝廷的重用。换言之，学术影响的扩大，有可能带来仕途的飞黄腾达。因此，世家大族注重家学传承和家学影响，也是对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具有一定支撑作用的。楼钥在吕大麟知常德府的制词中就曾说道：“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献不坠，未有盛于吕氏者也。……起尔于家，以尔素守家法，好学不衰，宰郡有循良之称，在朝谨靖共之守。……能大其家，则为报国。”(56)而他颂扬陆梓“奕世承家学，诸公荐吏能”(57)；称赞高似孙“夙有俊声，能传家学；词章敏赡，吏道通明”(58)，更是直接将家学与吏能结合在一起了。张孝祥的与抚州陈知府启，亦云“家学之富，盖有本原；吏事之精，尤高盘错”(59)，与楼钥所写赞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学以致用，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学术能力转变为政治能力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正如诗人所言：“好将平昔家传学，勉力登朝立世勋。”(60) (二)世家大族家学的传承，还与专制主义下的思想需要密切相关。专制君主需要巩固统治，巩固家业，即需要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和学说；而世家大族则需要仕宦，需要在政治利益的划分中时常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需要世家大族的家学能够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能够为稳定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提供有用的东西。宋仁宗访孙瑜家世，并对他说：“卿，孙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辅朕。”(61)以“道”来辅佐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这是自上而下对世家大族的一个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稳定自身地位也同样需要伦理教化。在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世家大族治家要讲究“忠厚雍睦”，而庄园农奴制下利用人身依附关系对家族成员和依附人口的控制，在契约租佃制兴起后要逐渐转化为用思想的道德的力量加以控制，所以强化伦理又是世家大族自身的基本要求。强化的结果之一，是要求成员讲究向自身反省，讲究一个“敬”字。能传家学的胡安国之子胡宏，就特别强调“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62)。不过，仅仅讲究“敬”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停留在个人思想修养的层面上。所以，还要进一步由“敬”及“义”，将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如程颐在回答他人提问时所阐述的一样： 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侍奉当如何，温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63) 只有这样，才能以家族的力量抗拒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的冲击，才能使家族地位得以维持。如新喻刘氏的情况是：“惟刘氏自国朝开基，以至于极盛之际，世有显人，名在国史。忠厚雍睦之风，相传以至于今，世系益远，而家法不衰。君(刘靖之)之兄弟又能克笃其敬，相勉以道义，蔼如也。大家子孙能世守如此者，其亦鲜矣。”(64)上述两方面要求的交互作用，就是促成世家大族家学特点的根本原因。当然，世家大族所治家学，绝不仅仅是对其家族成员的要求，而是必定要推而广之，亦即对社会成员也就同样要求“敬”，同样要求“向内心反省”。刘靖之在任赣州教授时，对诸生“谆谆辨告，如教子弟。……其教大抵以读书穷理为先，持敬修身为主”(65)。胡安国在衡山设文定书堂讲学，其内容“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66)。而对他人“主敬”的极端要求，必然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 清代学者全祖望曾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67)这虽是就当时的主要学派而作的概括，但以之观察一些著名世家大族的家学，也大体相宜。 (三)世家大族家学的代代相传，不但有利于维持其政治地位，而且对其社会声望的长期维持，也是十分有利的。家学在传承的过程中，自然会不断有家族成员著书立说。而著书立说，亦即立言，则为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它不但可以“扬名于后世”，而且也可以“以显父母”(68)。因而是有利于家族社会声望的维持和提高的。长期的家学相传，既可使家族的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又可使家族成员的文化、伦理素质得以提高并为社会所认可。苏颂称赞吴越钱氏家族“一门盛美时难及，家学于今令子传”(69)。晁公溯在《景迂先生论语讲义序》中说：“汉之诸儒则尚知尊信其所门，非嗣其家，承其师，则不得在学官……惟予家则尚仍汉儒之旧，文元公之学，其如源乎江汉而放为大川，四传而及予族伯父景迂先生，则既合于海矣。”(70)这无疑是对本家族家学发展的自信表述。楼钥也曾自述其家族情况说： 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传，学者以诗礼相勉，门内雍穆，虽总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为乡里师表，一时名士，咸出其门，儒风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鸣者相继。……诸父承家学之传，尽洗膏梁习气，至不使人见有子弟态。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生长以来不知人间辛苦劳役事，正以上世书种不绝，故得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从子，皆宜自勉于学，以无负尉曹咏归之意。(71) 显然，像楼氏家族这类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世家大族，即可逐渐形成家学、科举与社会声望之间的相互促进，亦即形成家族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基本达到了士大夫治理家族的理想境界。具有这种家族背景的成员，只要“文章学业继家声”，即可“名誉压群英”(7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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