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36 《史学史研究》(京)2011年 陈勇 参加讨论
四 钱穆对于胡适，有一个由尊崇到疏远再到公开对立的转变过程。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与二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有关。 胡适主西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西化派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一词，是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来的。在30年代中期爆发的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战，当主西化最烈的陈序经把胡适归为折衷派时，很不服气的胡适立即站出来公开声称“我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胡适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正，用“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不过名异实同，并没有改变他一贯主张西化的实质内容。 钱穆主本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不过，早年的钱穆对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多有接受，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实验主义态度与方法的评价是： 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惟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33)相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学衡派，他似乎并不看好，称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对于学衡派“引依西说”，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介绍仅是“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34) 不过，随着钱穆文化观的日渐成熟，他对新文化运动否定性的批评代替了原来肯定性的评价。 事实上，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西化倾向的反省和批评就不断见诸于笔端。1936年9月，钱穆撰成《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把西化论视为“一种崇洋媚外观”加以批评。在1937年1月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批评西化论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西化派主张更是痛加挞伐，“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转而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国史大纲》是钱穆文化观成熟后的一部力作。从此以后，他展开了对西化派的全面批判。 曾经拥有过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的确是衰颓不振，病痛百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必须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整和更新，这是钱穆、胡适二人都承认的。所不同的是，西化派的主将胡适认为，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必须要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推动，中国要进行近代化、现代化，必须要全面向西方学习，全盘西方化。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的调整和更新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因为“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35)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把这种调整、更新称之为“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在钱氏看来，近代的中国文化虽然不幸走上了“病态”、“顿挫”阶段，但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所以他极力主张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来医治文化病，把失落的文化自信重新找回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杀开一条出路”。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西化派的批评引起了该派的强烈反应。据说胡适的密友毛子水读后“愤慨不已”，欲作一文批驳。胡适手下另一位大将傅斯年称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36) 言外之意，没有留学欧美背景的钱穆对西方文化知之不多，是不配在这一问题上大发议论的。远在美国作大使的胡适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由历史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多从文化问题入手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他自述1940年代初自己在学问研究的重心上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变，实由“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这里所谓“社会潮流”，实际上主要是指流行当时学术界的西化思潮。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的学问宗主：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以批判西化主张为己任。自此以来，无论是在他的文章著作中，还是在西南后方各地的演讲中，他对西化思潮都作了不遗余力的谴责和批评。 钱穆对西化派的攻击，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并非全然不闻。钱穆194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上。1943年张其昀赴美讲学，其间把已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各期送胡适指正。胡适读后在当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评论： 这几天读张其昀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I—XX，卅年八月卅二年三月），是在贵阳印行的。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3.……6（从略）” 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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