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05 《史学史研究》(京)2011年 陈勇 参加讨论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37) 胡适读完《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第一印象是“此中很少好文字”，竺可桢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真是绝无仅有的了”。据竺可桢在1941年8月7日的《日记》中自道：“晓峰（张其昀）交来第一期《思想与时代》之目录中，余著《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文稿，觉其文字大欠润色，而余以限于时间，许多生硬地方，有时间则应加以纠正。”(38) 看来竺氏本人对他这篇长达6千字的文章本来就不甚满意，胡适却宣称这是该期中“绝无仅有”的好文字。显然，胡氏在评论时带有某种情绪化的色彩。在评论张其昀、钱穆时，胡氏刻意指出二人“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其见解“多带反动意味”，这大概是与他看了二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对中国传统政治看法的文章有关。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政治，张其昀也持类似的见解，称科举制为“中国式的代议制”。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对这些看法自然不会认同，他批评钱、张二人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也就不难理解了。自1940年代开始，钱、胡二人在思想取径上泾渭分明，分属二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西化派的主将，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文化观的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失和，30年代那种平等论学的局面至此不复存在。 五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不认同新政权的钱穆和胡适都选择了离开大陆：一个跑到美国去作寓公，一个只身南走，客居香江兴学。二人皆因“不食周粟”，而遭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点名批判。对胡适而言，他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甚深，“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点名自在意料之中；对于坚守中国文化传统、视中国文化为生命的钱穆而言，对中共高层的点名实出意料之外，多年以后，他仍耿耿于怀。 1954年，大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自1957年起，大陆学术界也展开了对钱穆史学的“清算”。对于大陆的批胡，客居美国的胡适反应极为强烈；对于大陆批钱，寓居香江的钱穆反应却是平静的。钱氏晚年对门下弟子说，我有些学生留在清华、北大教书的，后来都得写文章批评我，但我相信他们文章虽然写了，但心里却不一定那样想。(39) 钱穆的心态较之胡氏，显得更为宁静。 1958年4月，胡适结束了在美的寓公生活，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初，胡适在台北农学院发表演讲，对张君劢、唐君毅等人大加攻击。在此之前，即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四人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这一篇被当今学者视为海外新儒家形成标志的纲领性的文件中，对西化派反传统思想作了系统的检讨和批判，这自然会引起西化派主将胡适的强烈反应。在《宣言》发表前，张、唐诸人邀请钱穆联署，遭到了他的婉拒。不过在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方面，钱穆与现代新儒家的见解并无二致，所以胡适自然把钱穆划归这一阵营对之作了点名批评。对于胡适的公开点名，钱穆的反应是强烈的。他在致余协中的信中说： 胡适之在台中农院讲演，公开指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之外，又把弟名字加进，共五人，谓此五人绝不懂中国文化云云，亦可想见其意态之一斑矣。其实在学术上争是非，并非一不该有之事，惟求勿越出学术范围，各在著作上以纯学术之立场争之。胡氏常言拿证据来，若谓此诸人绝不懂中国文化，亦该从证据上立论始得耳。(40) 令钱穆最为反感和不满的是胡适一派控制的“中央研究院”对他的长期排斥。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便是一例。据钱门弟子余英时言，在当时“中研院”领导层中，对钱穆成见最浅的还是胡适，但对钱穆本人而言，却并不一定作如是观。当时“中研院”史语所、台大历史系是胡适一派的“耕耘之地”，钱穆几无立足之地，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后长期滞留香港，不愿作迁台之想的主要原因。李敖曾撰文称“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虽然李敖对钱穆在理学方面的见解深不以为然，但他认为钱氏“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41) 1950年代，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台北）与坚守中国文化的《民主评论》（香港）隐然形成对立之势，以徐复观为核心的民主评论社学人和钱穆、唐君毅等新亚学人结成批胡同盟，对胡适的西化主张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论战。其实，在40年代，钱穆对西化派的主张就屡有批评，只是未公开点过这一阵营的主将胡适的大名。自50年代开始，他对胡氏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在文化观上对胡氏的谴责和抨击不断见于他的演讲、文章和书信中。 1952年，钱穆在致徐复观的一封信中说：“胡君治学，途辙不正，少得盛名，更增其病。其心坎隐微处中疚甚深，恐难洗滌。将来盖棺论定，当远不和章太炎、梁任公。”又说“胡君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影响之坏，贻害匪浅。”(42) 在晚年的钱穆眼中，胡适中学、西学，皆无根底，“享盛名已远过其实”。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适之幼年，即赴美留学，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旧学根柢不深。其在美国，读其《藏晖室日记》，可知其西学根柢亦不深。特闻杜威实用主义之绪论，归而加以宣扬。”(43) 在晚年的钱穆看来，胡适仅仅贩卖的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唾余，对西方思想并没有精深的研究，对中国思想界实无贡献可言，这与他早年对胡适宣传实验主义的肯定截然相异，表明晚年的钱穆对胡适的思想已作了根本性的否定。 唐德刚在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说，大陆批胡，台湾也批胡。所不同的是，“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44) 其实，钱穆岂止是“暗批而已”。钱氏批胡，40年代是“暗批”，50年代以来是“明批”，是指名道姓的攻击，愈到后来，愈趋激烈。据杜正胜回忆，他在台北东吴大学任教时，与钱穆比邻而居。每周一次到素书楼听课，逢年过节也去拜年贺节，“但基本上钱先生给我的印象，除了还留下批判胡适之等西化派的激昂神情以外，没有什么更清楚的记忆力了”(45) 钱穆痛斥胡氏“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胡门弟子也大可反唇相讥：“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 钱穆的西学未必如胡适之广，中学则肯定较胡适为深。钱对胡“中学”部分的批评，不少问题切中要害。但是由于受成长环境的限制，他在成名之前没有到过欧美，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不及胡适之深，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对胡氏西学部分的批评，恐怕就没有那么准确了。诚如胡门弟子反批钱氏所言：“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听能胜任的了。因为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46) 据钱穆回忆，他在香港新亚书院时，胡适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未脱理学家习气”。宋明理学家先争陆王，后争汉宋，门户之见甚深。胡氏之意，钱穆论学和批评他人，仍未摆脱门户的偏见。“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必有门户”。此为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名言，亦为钱、胡二人屡屡道及，然而在二人晚年的彼此批评中，均陷入门户偏见中而不能自拔。胡适一派所控制的“中研院”对钱穆的排拒，钱穆对胡适及“中研院”的攻击，的确存在着不少意气之争。 余英时在论胡适时有这样一段评价：“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由‘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47) 钱穆对胡适的评价，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誉”到“谤”（批评）的转变过程。钱穆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胡氏的尊崇到40年代的疏离再到50年代以后的公开批评、指责，完成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轮回。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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