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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宗”是一个史学问题,还是一个美学问题?(4)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南北宗”研究性质的论断,必须建立在以下几点认识之上:
    (一)任何画史结构和画学问题,都以一个最为基础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通过阐明具备影响的历史意义,来促成具有某种共识性的审美心理认知和风格认同。在相当程度上,过去的艺术历程会转化成语言形式的历史叙述行为,但不是任何叙述行为都具备深刻和有深远影响的画学史价值,只有与当前绘画风格的审美趣味追求发生关联,并且延伸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历史意识时,它才会具有立论于美学风格的历史性或史学价值。
    (二)艺术史价值判断倾向是一种重要的内在发展力量。从今天我们对艺术史研究和写作的状态分析,几乎所有的艺术史建构都充满着这样的色彩。换言之,艺术史研究在看似追求客观真实的外表之下,也带有很强的风格美学价值判断与批评倾向。我们可以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米芾《画史》、瓦萨利《名人传》、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等经典艺术史文献中窥得一斑。同时,所有美学风格的对立也是一种人为性价值追求的结果,如院体画与文人画风格的对峙、古典主义与巴洛克的不同等等。
    (三)美学风格和创作思想在一定阶段会成为艺术史研究和写作的理论基础,使某些原初的美学观念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并固定为一种历史结构,从而完成从美学风格向艺术史观念的转化,美学观念最终成为历史观念,史学内涵与美学风格难舍难分。董其昌建立的“南北宗”论,一方面通过以禅喻画建立了新的创作和审美方式,另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对绘画历史或师古传统的重视,而是将两者结合为一体,构成画史命题所具备的两个层面。而导致学术研究性质出现分歧的外部原因,主要源自后期方法论投射的问题,同样的材料,研究观念和方法不同,成绩和结论也就不同。本质上,学术范畴的史学研究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是一种明确而具体的动态关系,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促生了“南北宗”的史学研究,而80年代中期的“释古”思潮又推动了其美学研究。
    (四)从寻根溯源的宗派意识出发,任何一个艺术史命题只有将其美学主张与历史渊源结合,才能具有合理的历史身份。当以往的绘画史是在人为性选择基础上对当前创作风格具有了批评学价值时,才是真正具备史学价值的前提,而不仅仅是编年的或史料性凭证。尤其古代绘画发展至元明之后,出于对传统的“临鉴”心理所导致的历史述变意识,使明代多位学者和画人纷纷着鞭对之前山水画史脉络和变迁过程进行论述,这在整个画史发展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15)。这些画论不仅与之前的画史典籍记载构成了史实方面的冲突,同时也成就了自身对山水画史把握的文献性价值。换言之,一旦绘画史实发展中的有利因素与当前美学风格主张达成一致,进而就会消弭历史的确凿性和其有用性之间的距离。所以晚明时期对山水画史述变意识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画史自张彦远以来,在写作模式上的一次集体性突破。这一时期关于山水画史述变行为的背后,显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山水画从魏晋发展到晚明,是一个逐渐从思想到技法,从个体趣味到派系风格发展、积淀、衍化和选择的过程。对其历史脉络的关怀,既显示了对山水画史发展的整体性把握,同时在绘画风格的发展趋势上也注重其影响力,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疏通知远”的心理意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