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14 《学术月刊》(沪)2012年7期 newdu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陈蕴茜，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陈蕴茜(1965—)，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 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共同的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因此，作为人们对过去事件、人物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纪念空间日益受到重视，因为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是，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不是不证自明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纪念空间得以存在并发挥塑造社会记忆功能的基础，而且在近代中国，纪念空间的转换与社会记忆的塑造更具有现代性与本土性，这是研究中国记忆不可忽略的关键。 一、纪念空间的分类及构成 纪念空间有多种分类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分类，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类。个人纪念空间主要是与家族、地缘、血缘相关联的纪念空间，如祠堂、墓地、家庙等。而公共纪念空间，则包括由国家统一修建或由社会捐助修建的纪念场所，用于公共纪念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较弱，国家无力在地方修建大量公共设施，除孔庙等外，多数纪念空间属于个人性的或社区性的。但是，近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公共纪念空间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而迅速扩展。 纪念空间一般由纪念物及历史环境所构成。纪念物是人类的创造物。1903年，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在《纪念碑的现代崇拜：它的性质和起源》一文中，根据意义属性将纪念物分为五种类型：“丧葬纪念物”(sepulchral monuments)、“象征永久性帝国威权的纪念物”(prominent symbols of imperial authority)、“政治地位纪念物”(political status)、“象征国家或区域认同的纪念物”(identities nation region)、“具威信符号的纪念物”(prestigious signature)。这一分类基本上涵盖了公共纪念物的特性，同时兼顾到了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社会等不同属性纪念物的价值。而根据建造的原初目的，李格尔又将纪念物分为“意图性纪念物(intentional monument)”与“非意图性纪念物(unintentional monument)”，而非意图性纪念物也可将之归类为“历史性纪念物”的一部分，并且以其“纪念性价值”(commemorative value)来区分，即“非意图性纪念物”在最初建立时并无使之成为纪念物的原始意图；而“意图性纪念物”则是依其当初预设的、或制作人试图表达的纪念性意图为出发点。① 按照李格尔对纪念物的分类法，纪念空间其实也可以划分为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与意图性纪念空间。前者如革命遗址遗迹，包括一般性墓地、战场遗址、革命活动旧址、故居等；后者则包括公墓、忠烈祠、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纪念堂、纪念亭、塑像等。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如名人故居、墓地等最初为非意图纪念空间，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为了表达对主人的纪念，往往会在故居或墓地建立附属建筑或设置历史陈列，这样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也会向意图性纪念空间转化。 建筑是纪念空间的基础元素，古往今来，纪念性建筑在城市空间中都扮演着超越时空、表达永恒价值的角色，但广场、道路、行政区划等非建筑形态的纪念空间也具有纪念价值。我们可以借用涂尔干对“神圣／世俗”世界的两分法，来将它们做一分类。如忠烈祠、中山陵等就是典型的神圣空间，而公园、道路等则属于世俗世界的纪念空间。分类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解读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无论如何划分，纪念空间都具有其基本特质——空间性。意图性纪念空间会“通过建筑、雕塑、碑、柱、门、墙等元素来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则“运用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来引导人们的思考，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②但非意图性纪念空间也会通过附属性建筑、内部空间布局、标志导引等来加以衬托，以此突出其纪念性。 纪念空间的功能是创造历史(英雄和历史事件)的永恒价值，这需要通过物质性的营造和空间策略的运用来建构。在意图性纪念空间中，这一特性表现尤为突出。首先，运用长长的轴线做对称式布局来彰显被纪念者的中心定位。其次，在外观造型上，设计者常常会以几何形体及简单的组合形式来衬托纪念空间的雄壮和稳固。再次，采用坚硬的花岗岩、青石等石料或青铜等坚固永久性材料，以象征纪念对象的精神永存。最后，纪念空间多栽种苍松翠柏等常青植物，以象征被纪念的精神如树木般常青，生生不息。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