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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3)


    
    但也必须强调,记忆的形成既来自空间,也来自非纪念空间的影响,学者不能忽略纪念空间在特定时代因过度的宣传而具有强力塑造记忆的功能。许多纪念空间的功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淡化,但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记忆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以今天简单的经验来加以推翻。
    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的影响还体现在纪念空间的建设必须考虑被纪念者遗属的记忆。一般而言,历史事件纪念碑大多属于公共纪念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抹煞个人记忆,有些纪念碑在维护公共记忆的基础上兼顾个人记忆。例如,美国越战纪念碑刻上了战死者的名字,并且在墙边保留了大量私人物品,包括照片、信件、玩具熊、勋章、衣物等,它成为个体记忆与公共记忆有机融合的载体。又如,中国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在选址方面,委员会考虑了受难者遗属的要求,而且为了考虑受难者家属能够接受,而将原来评审的“二二八”纪念碑第二方案替代了第一方案。⑨这样,这个纪念碑就具有集体记忆包容个体记忆的意义,个体记忆在纪念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忆主体还具有唤起纪念空间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记忆常常被纪念空间唤起,但有时却是记忆“唤起”了空间。纪念空间的兴建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社会记忆的建构,可能空间的纪念性也会被遗忘。拉贝故居位于南京大学,多年来一直作为职工宿舍而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随着南京大屠杀记忆成为全民族最重要的创伤记忆,有关大屠杀的纪念空间被记忆唤起。拉贝故居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变成纪念馆,成为那段创伤记忆的又一载体,深刻的创伤记忆唤起了已被遗忘的纪念空间。当然,这一纪念空间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创伤记忆。
    总之,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是一组互构关系。纪念空间在完成一系列建构性元素的排列后,即能发挥塑造记忆的作用。但中国学者在研究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时,其一,不能忽略记忆主体对纪念空间的影响。因为,纪念空间既可以塑造社会记忆,也受社会记忆的影响。其二,不能忽略本土性。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中国众多的公共纪念空间是随着近代西方势力与文化进入中国的,但无论是其建筑特征还是纪念属性以及仪式对空间的再塑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土性;另一方面,虽然公共纪念空间多为政府设置,具有公共空间的现代性特征,但民间仪式如烧纸钱等大量出现于公共纪念空间,使这些空间体现出本土性。由此,记忆不是单纯被塑造与改造的对象,它可以改变纪念空间的属性,并增加其象征意义。随着学者关注社会个体而不仅仅是“大而空”的社会,个体记忆与集体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也被纳入研究范畴。纪念空间的建设也开始关注个体记忆的元素。纪念空间形塑记忆不是自然而然的,而必须将记忆主体也纳入记忆建构体系之中,多维度进行强化,才能真正发挥纪念空间的作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被遗忘的纪念空间,起到唤起与重塑空间的作用,从而让纪念空间更好地发挥强化社会记忆、促进认同的功能。
    注释:
    ①A. Riegl,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1903),Oppositions,1982,Vol.25.pp.31—35,转引自林蕙玟、傅朝卿:《战争纪念性意义之差异性研究——以金门与美国盖兹堡之役纪念物之设置意涵为探讨》,《建筑学报》,第62期,2007年12月。
    ②田云庆编著:《室外环境设计基础》,第9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③刘禹:《纪念性空间的研究》,第13页,北京林业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硕士论文,2006。
    ④S. Giedion,The Need for a New Monumentality,转引自林蕙玟、傅朝卿:《战争纪念性意义之差异性研究——以金门与美国盖兹堡之役纪念物之设置意涵为探讨》。
    ⑤[美]索尔索:《认知心理学》,第283页,黄希庭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
    ⑥Hue-Tam Ho Tai, 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3.(Jun., 2001), pp. 906—922.
    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⑧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Spring-Summer, 1995. pp. 125—133.
    ⑨胡蕙玟、傅朝卿:《纪念场域、历史的重新书写与再现:二二八事件纪念物设置于台湾都市空间所呈现的历史新意义》,载《建筑学报》,第66期,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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