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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大明宫建筑丛考(10)


    至于大明宫中的右藏库的方位,诸书皆无记载。考古工作者曾在大明宫西夹城内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并认为应是学士院之遗址。(46)针对这一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推测有三种可能,即内侍省或内侍别省、右藏库、掖庭宫。(47)笔者认为其应是右藏库遗址之所在,理由如下:关于内侍省或内侍别省的方位,文献记载与《阁本大明宫图》均载其在右银台门内,而不在西夹城内,故可能性不大。至于掖庭宫,文献中从未记载大明宫还置有此宫,其宫人均居住在野狐落,故可能性也不大。唯一的可能性,则西夹城内应是右藏库之所在,一是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封泥;二是这里封闭性甚佳,适合建库;三是此门门道较宽,且“在两道门槛的中部都凿有车轨的沟辙,宽度为1.35米,这与玄武门门槛的车轨宽度基本相同”。如是学士院或掖庭宫,则不会出土大量的封泥,也不需要如此之宽的门道。就其方位而言,也正好在左藏库之右。由于其没有建在大明宫内,故很可能是《唐六典》所谓的右藏外库,而太极宫安仁门内的应为右藏内库。 
    左藏库既为国家正库,故不可能仅区区数座库便能满足收贮国家财政之需,仅长安城内还置有一库,如《长安志》卷七载:“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少府监,次东左藏外库院”。即此库设在皇城之内。一般而言,左藏的库藏规模要大于右藏,故史书中有关左藏的兴建或修葺记载相对较多,如杨国忠在天宝中,“又贱贸天下义仓,易以布帛,于左藏库列造数百间屋,以示羡余”(48)。“裴次元为太府卿,元和五年上言:‘左藏库置修屋宇本钱二百万。’从之。”(49)仅修屋本钱就达200万,可知其规模很大,故需要如此之多的经费支持。 
    左藏库与右藏库分别归左藏署与右藏署掌管,它们都隶属于太府寺,每个署置有令、丞为正副长官,下有府、史、监事、典事、掌固等官吏。其中左藏署掌“掌邦国库藏”,实即国库之所在;右藏署掌“国宝货……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皆藏之”。(50)左、右藏既然为国家库藏之所在,所以必须接受尚书省户部的政令指导。两者关系是:户部掌管国家财政的收支,左藏与右藏收贮之钱物的调出或调入,必须有户部的公文方可进行,否则不能擅动一分一毫;左、右藏的主要职责就是妥善保管好各自的库藏之物,防止丢失或损毁。按照唐制,左、右藏库物的出纳,除了必须有户部公文和太府寺的木契外,太府卿和殿中侍御史也要到场监察。负责监察此事的殿中侍御史称监左藏库使,责任十分重大。 
    此外,左、右藏每季还要上报库藏数字的变化情况,并接受尚书比部的审计,一旦有误,将会受严厉的惩处。因此,左、右藏虽有库设在宫内,但其性质仍然是国家库藏,与皇家内库不同,即使皇帝动用库物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 
    唐代宗时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掌管国家财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这样虽然杜绝了这些跋扈将帅的求索,但却使国家库藏落入皇帝之手,皇帝另外委派亲信宦官掌管其事,而负责国家财政的相关部门却不知库藏多少,无法调节国用,安排财政收支。而皇帝因为取用方便,也乐得如此。唐德宗即位后,任用杨炎为相,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遂向德宗进言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这一番话入情入理,同时也保证了皇家的开支,从而获得了德宗的赞同。故旧史称赞说:“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51)这样遂使唐朝的财政管理体制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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