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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大明宫建筑丛考(2)


    另据《唐会要》记载: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台奏: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八月(敕),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① 
    可知这年三月,经御史台奏请,文宗同意在中书省南建造御史北台,于这年八月中旬建成,于是才有了时任侍御史的舒元舆的这篇文章。上引《唐会要》之文疑有脱漏,御史台的奏章中提到门下直省院西有空地,可是在奏章之末却又请求在中书省南给官地,其中必有缘故,只是这段文字没有说清楚而已。由于其建在中书省南,故称中书南院,实际并非中书省的机构,因此俗称“御史北台”。所谓“缙绅观者,命为御史北台”。②关于御史北台的建筑结构,舒元舆的这篇文章所记甚详,由于文字甚长,而徐松根据舒元舆所述总结得甚为简练,录之如下:“于中书省南廊架南北为轩,由东入院,门首为中丞院,次西杂事院,又西左右巡使院。门皆北向,故曰御史北台,亦曰御史台中书南院。见舒元舆《记》。”③即在原中丞院之外,增建了杂事院与左右巡使院。 
    不过并不能就此认为御史台在大明宫中的机构始建于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其中御史中丞院早已有之,此次新建的不过是杂事院和左右巡使院而已。 
    大明宫之所以设置有御史北台,主要原因是御史台的许多官员都需要到宫中处理各种政务,于是便需要一处办公理政的场所。这一场所就是前面所引舒元舆之文说的:“是以御史府故事,于中书之南,常有理所”。只不过这里所谓的“理所”,是指御史中丞院,其他人员皆无专门的场所。舒元舆之文还说:“上元二年,侍御史刘儒之作直厅记,初拜仪云:谢宰相讫,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长。”说的是新任侍御史面见宰相后,再从中书省向南进入直省院拜会端长。这里所谓的“直省院”就是指御史台中书南院,也就是御史北台,只不过这里仅有中丞院而已。所谓“端长”,是指掌管御史台日常事务的侍御史,称知公廨、知杂,亦曰台端、端公。舒元舆之文又曰:“到直省院,入门,揖端公讫,各就房”。是说新任侍御史与端公见面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说明在中丞院内亦给少数御史安排有房间,大概是此类房间甚少,不足以容纳全部御史,于是才有了太和四年的这次兴建行动。 
    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之所以在宫中有办公理政之处,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职能有着直接关系。如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年)初置铜匦之时,就规定“理匦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开元时编撰《唐六典》,仍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后来虽然一度也任命他官为理匦使,但御史中丞并没有因此被完全取代,如德宗“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④直到唐后期,当时人仍然说“匦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为之,台中人吏强干,首列百司”云云。⑤ 
    众所周知,唐后期御史大夫不常置,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实际长官,所谓“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⑥贞元二年(786年)八月一日,“御史中丞窦参奏:准仪制令,泥雨合停朝参。伏以军国事殷,恐有废阙,请令每司长官一人入朝。有两员并副贰,亦许分日。”⑦既然要求诸司长官入朝,则必然给他们安排相应的办公场所,这种场所称之为直院。 
    唐朝审理大案,有所谓三司使,分为大小,大者指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和大理卿,小者指刑部员外郎、侍御史和大理寺官员。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三日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蕃、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厅一所充使院,并于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⑧实际情况是以上三种官员轮流在朝堂接受词讼,平时则在直院办公。需要说明的是在更多的时候,是由侍御史与上述两类官员在朝堂受状的。由于以上原因,遂使御史中丞不得不经常在大明宫内办公理政,由于其地位尊贵,所以才为其专置一厅(院)。其实在皇城的御史台,原来是两位中丞共处一厅,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二中丞遂各别厅”。⑨因此,在大明宫内为其专置一院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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