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关于西夏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1:10:22 《西夏学》(沪)2010年第6辑 李华瑞 参加讨论
从以上对儒学含义的界定来看西夏儒学的讨论，第一个定义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自汉朝以降儒学已占据统治的官学地位，而孔子的学说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同的分野：“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⑥ 所以后世所讨论的儒学概不出后三个层面的儒学含义范围。在后三个层面的儒学中，所有目前已揭示出的有关西夏儒学发展的全部史实表明，第三种含义的儒学在西夏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这即是笔者前揭拙稿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西夏儒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发展以推动儒家传统的前进；二是在学说思想方面，儒家的影响甚小。⑦ 在西夏学术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佛教。西夏儒学的发展主要是第二、第四种含义上的儒学，亦即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以及西夏的儒学教育在中后期达到较高水平。 另外，现今使用“儒学”一词多是第三层含义，百度百科的“儒学”词条即是一例。而第二、第四层的含义多是在叙述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统治思想时则多使用儒家政治思想，或政治文化，或以儒治国、崇儒等。所以，今后在讲西夏文化、学术思想时，不宜笼统使用“西夏儒学”这一概念，否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或误导。 二、关于三条史料的新阐释 论者常以如下两条材料来说明元昊建国即发展儒学的重要史实： 元昊自制蕃书……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⑧ （嘉祐七年）夏国王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⑨ 其实，对这两条材料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作一些新的解释和补正。因为第一条材料中的《孝经》和《尔雅》虽然是儒家经典，但是都不在汉唐间学校和隋唐科举考试所用的《五经》《九经》以及北宋学校、科举使用的《九经》《三经》之列。《孝经》只在明经科中列为兼通的经典，即所谓“兼经”。《孝经》其所以见重于唐宋，主要是在于它的伦常理念，而非学术思想，所以西夏前期蕃学所学的儒家经典着眼点不在发展儒学，而在于倡导政治伦常。或者如学者所论：“元昊时既然要与中原分庭抗礼，那么他的本来目的也许并不是要用西夏文宣扬儒学文化，而只是想用这几本篇幅较小的书来作为传播西夏文字的媒介。”⑩ 目前所见元昊、野利荣仁创制的西夏文中很少涉及“儒”“儒学”字样及其解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条材料，虽然引进《九经》，但有学者指出“西夏始终没有把《九经》正式列入番学教材”，(11) 对此暂且不论，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嘉祐七年赐赠的“九经”，现今论者大都以为是《易经》、《书经》、《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这种解释恐有误，因为《九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称。《九经》之名大致始于唐代，北宋中后期人吕陶曾考证说“五代之乱，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剑南，百度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12) 南宋末期人亦考证说“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与马嘉运等参议（恐止于《易》），于礼记、毛诗取郑，于尚书取孔传，于易取王弼，于左氏取杜预，自正义作而诸家之学始废。独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不为义疏，其后永徽中贾公彦始作仪礼、周礼义疏。本朝真宗又诏邢昺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于是九经之义疏始备。”(13)《孟子》一书在《汉书》、《隋书》、新旧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乃至南宋中期的《郡斋读书志》中都被列入“子部”，而不列于经部。《孟子》在唐中叶以后受到重视，入宋以后更受到王安石、“二程”、朱熹等人的特别尊崇，出现孟学升格运动，熙丰变法时期，《孟子》开始作为科举教材与儒家经典并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知成都府席旦补刻《孟子石经》，正式列入儒家经典。故在南宋时期，随着四书地位的提高，《九经》所指的九部经典也发生了变化，吕祖谦说：“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14) 王应麟总结说：“太史公滑稽传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学配五常而论语、孝经并记于六艺略中，自时厥后，或曰五经，或曰六经，或曰七经，至唐贞观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褚遂良称为九经库，九经之名，又昉乎此，其后明经取士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所谓九经也。国朝方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15) 可见，《九经》在南北宋有不同的指称，所以嘉祐八年，宋朝“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16) 这里宋朝赐赠西夏的《九经》与《孟子》并列，显然不应是南宋时期重新整合的《九经》，而应是承袭唐五代以来的九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周礼》、《仪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人庆三年（1146），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17) 论者非常重视这条材料，几乎现今所有西夏史论著一致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空前绝后的尊号，证明西夏崇儒之盛，证明西夏崇儒举措确有独到之处，标志着西夏接受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已经相当深邃精密。其实这条材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可以说明仁孝本人对孔子的尊崇或崇拜，另一方面恰恰又说明仁孝对儒学的了解还很肤浅，这是因为“礼”是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礼的作用主要在于正名分，分等级，“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师古曰：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18) 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乙丑，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19) 三纲五常即是儒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秦汉以降中国古代极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宋人朱光庭说：“臣窃以天覆于上，地载于下，人位于中，三才一贯，纯粹不杂。有圣人作，因天叙而立五典，因天秩而庸五服，因天讨而用五刑，然后三纲五常立，而万事咸治，圣人惟能以皇极之道，弥纶辅相于其中，故天下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极盛之治。”(20) 所以封号实际上也反映这个基本原则，不能“僭越”。孔子自汉代以降，其封号基本定位在传道圣人或先师这个层面，清雍正皇帝曾总结说： 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轶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礼无不备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读书，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无可增之处……上考历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父叔粱纥为齐国公；元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齐国公为启圣王；至明嘉靖时，犹以王系臣爵，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改启圣王为启圣公，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询问诸大臣具奏。(2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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