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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5)


    7月16日(六月初七)康熙作出御批,对颜当低劣的中文程度和为人之狭隘表达强烈不满:“半半落落,无头无尾。止以略知之非是,与天主教比较而已。何无一言赞扬五伦仁义为何耶?此人心浅窄……此辈小气之处,书之未尽。”[11]422并命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赵昌探听其他在京西洋人及毕天祥之反应,赫、赵等因具奏:“时张诚等不胜叹赏,言皇上览严璫之书数行字,即洞悉严璫肺腑,臣等称颂皇上圣德,而严璫自作自受,臣等亦为之惋惜,对于严璫,犹如迷途知返。严璫前曾以为其学问强于举人、进士,今谕令其将孔子之道与天主教不符之处,解说具奏,彼果不能写,故既愧且惊,希图无罪了结。”[11]4227月22日(六月十三),康熙再次作出御批,一方面对多罗离京事宜妥加安排,“传谕多罗,尔若七月去,则雨水大,且值米船驶来之际,故尔坐船前行亦难且可畏。尔抑皇上回銮后九月去,或八月去,方为妥当。再留高庭永于此处,或带之去治尔病?”一方面指出严璫文书暴露其不通中国文史之弱点,“再览严璫之文书,严璫绝不能讲解明白中国文史,即在此居住之众旧洋人,亦不能全解释明白。告诉多罗,凡西洋人,朕皆一视同仁,并无辱严璫之处。”[11]423-424从康熙的这两道御批中可以看出,他对多罗之体恤与对颜当之轻蔑,都表现了其柔软与原则的两面。
    8月初康熙在热河召见颜当,亲自考核颜当对儒家经典四书的熟悉程度。没想到颜当根本不具备解读四书的能力,连认读汉字的基本能力也不具备。康熙考问的儒家与天主教的不同之点究竟何在,颜当也不能应对。康熙见此勃然大怒。8月2日作御批:“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8月3日再作御批:“颜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3]117本来康熙对多罗以其体弱患病,颇为优待,多次派人探询多罗病情[11]426、43-437,自颜当觐见以后,对多罗渐生厌恶之感。
    8月17日(七月初十),康熙对多罗使华之事作出御批,明显表达对多罗的不满,声明对来华西洋教士拥有管理之权,严令地方官查问西洋教士:
    朕以尔为教化王所遣之人,来自远方,体恤优待。尔于朕前屡次奏称并无他事,而今频频首告他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意偏袒,以此观之,甚为卑贱无理。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今博津[白晋]、沙国安将赏物全行带回。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再者,尔若自谓不偏不倚,先后奏言毫无违悖,则敢起誓于天主之前乎?朕所颁谕旨,及尔所奏行诸事,尔虽隐匿不告知教化王,然朕务使此处西洋人,赍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我等本以为教化王谅能调和统辖尔等教徒,原来不能管理。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11]435
    康熙这道谕旨,无异暗示逐客。多罗自感不便留京,请准离京。康熙立即照准。8月20日多罗离京南下。
    12月17日多罗到达南京。康熙下令驱逐颜当、何纳笃(浙江代牧),并将毕天祥遣发四川拘禁。12月18日,康熙召见在京耶稣会士,谕旨领取发票,不领票者不得留在中国:“朕念你们,欲给你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书成款式进呈。钦此。”[5]557面对康熙颁发的领票谕旨,多罗欲加抗拒,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向所有在华传教士发出公函,传达罗马教廷有关禁止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决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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