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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2)


    宗族与市场——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超越村落”研究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关于中国村落的研究因各种原因暂时中断,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西方学者。如上文所示,此前的村落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是“社区”。其创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所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他将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称为“民族志方法”,这种方法传到中国后,就成了所谓“微型社区研究法”。与马氏所研究的相对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相比,中国村落所处的背景显然复杂得多——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并有着高度的文明等。用研究简单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将中国村落当成中国社会的“缩影”,显然存在理论适用性的问题。
    最早对社区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其代表作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他注意到福建和广东的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他还将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达,及其在地域社会中的功能,与该区域远离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对村落及宗族组织的论述,远远超越了作为微型社区的村落。限于当时条件,他不能到实地去调查,也许正是这种研究视角,反而使其能“超越村落”,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村落和社会。1962年,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纪念会上指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几乎同时,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也认为,中国人类学不应局限于村落民族志的研究。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并且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为此,他提出“基层市场社区模式”,认为中国村落与更高级别的小市、集镇、城市依靠着市场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个网络的结点就是基层集镇,它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进一步,通过集镇这个承上启下的枢纽,基层村落与上层国家(行政机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微观社区与宏观区域联系了起来。无疑,施坚雅模式对中国村落与社会的分析具有相当解释力。
    弗里德曼与施坚雅所提倡的“超越村落”研究方法,对此后的中国村落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没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出身的他们,侧重于共时性的结构,而对历时性的变迁关注不够(施坚雅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将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介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