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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实与理论问题(4)


    三 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4]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例如:‘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是一个工具箱”[4],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8]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1]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庞巴维克谈到:“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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