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实与理论问题(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32 《宜宾学院学报》 杨朝辉 参加讨论
四 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2]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1] 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4]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6] 创新经济学者弗里曼和拉佐尼克，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强调并运用了历史纵向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现实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建言献策。拉佐尼克强调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创新型企业创新过程，已经成为创新型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贾根良等中国学者多次强调历史方法和历史感在经济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经济研究经世致用使命下史论结合的重要性。201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经济与历史——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重点讨论了经济学与史学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加强经济史研究与发展中国经济学等问题，凸显出我国政府和学界对经济史研究的关注。[9] 最后援引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的叙述作为总结：1970年11月24日，彼得·马赛厄斯在牛津大学经济史系就职演讲的题目是“邻友和谐共存”。他指出，经济史学家不管其隶属于那个学科，都必须和他人一起进行知识研究，故而说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殊途同归。而这种“邻友和谐共存”，又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在很多方面互相学习，共谋发展。[10]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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