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23 光明日报 孙邦金 参加讨论
清学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著述繁多，先后涌现出明清“文艺复兴说”“早期启蒙说”“内在理路说”等重要研究范式，堪为显学。不过，对于乾嘉学术多数人要么评价消极，要么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乾嘉儒学有学术而无思想，是儒学发展史的一种倒退，几成学界定见。事实上，清代中期儒学在“琢磨程朱，光复孔孟”（陈确语）的旗帜下，无论是“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经典诠释方法论，还是“达情遂欲”的人道主义诉求，抑或是“道赅理气”的乾嘉新道论形上学，皆已超出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原有轨范，形成了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形态。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出的那样，乾嘉时代既是精于专业考据的知识分化时期，又是“儒教的民众化时代”，乾嘉学术不仅有考据之学亦有心性之学和经世之学。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称这一儒学新形态为“乾嘉新儒学”。 乾嘉儒学的四重理性 在乾嘉儒学研究领域里，余英时的“智识主义兴起说”与刘述先的“道德形上思维衰降说”，正好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清代中期儒学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型。而儒家道问学精神之张大，并不只是“实事求是”之知识理性和“经之义存乎训”的考据学方法论的成长，其丰富思想活力要远超我们既有的定见和想象。乾嘉儒学的多重义理建构大致可以用四层理性来概括： 第一层是“实事求是”的知识理性。乾嘉诸儒坚持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怀疑态度，运用实证方法大力拓展名物度数之学，知识扩张、分化与独立运动蔚为大观。诸如语言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考古学等众多专门之学大都在20世纪成功转型为现代学科，依赖教育体制传授至今不坠。其中最难逆料的是，位列“四部”之首的经学却在乾嘉学术声势浩大的知识分立运动中被“分裂而入于数科”，最终解体。经学的不幸遭遇与其说是西方学科范式冲击的结果，不如说是在西方学术催化之下中国学术自身分化重组的结果。 第二层是“能知故善”的道德理性。在乾嘉道德哲学建构中，“生生不已”与“道赅理气”的天道论、“血气-心知”的自然人性论、“达情遂欲”的伦理学、“以情絜情”的工夫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境界论等等，内容丰富，思想融贯。其中，戴震主张“德性资于学问”，将“挈矩之情”与“德性之知”结合起来以实现“达情遂欲”的道德理想，试图摆脱先验主义和绝对主义的道德独断论。戴震等人对于宋明以来“以理杀人”伦理异化之批判，在近代批判“礼教吃人”的文化反省运动中得到了延续。 第三层是“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理性。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群体性地致力于“实事求是”，运用二重证据法，重新疏解历史文本，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在历史哲学层面上，主张“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纠正唯道德主义、唯心主义的传统史学偏颇，更加辩证地重新审视了历史褒贬的道德标准。 第四层是“以礼代理”的制度理性。无论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中的制度性思考，还是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异议可怪之论”中的夷夏之辨与新中国观，皆不仅相信可以通过理性来认知自然，也设想通过理性设计出一整套社会制度和规范，以形成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为嘉道之际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社会改革思维提供了制度性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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