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07 光明日报 孙邦金 参加讨论
乾嘉儒学的四个论争 乾嘉儒学由考据而经世的再次转型，实际上自乾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其内部诸如汉宋之争、经史之争、儒释之争再加上晚近的中西之争，迫使儒学必须以一种新的面貌应对内在紧张与外部时局之挑战。这四个重大思想论争，不仅体现了这一时期乾嘉儒学的思想活力，也同时埋下了自身裂变的种子。 像惠栋、戴震等乾嘉学者尊许、郑，反程、朱，与姚鼐、翁方纲等尊重程朱理学、反对汉学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汉宋之争。争论双方表面上是方法论的分歧，实质上是由于义理层面的深层冲突。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批评汉学家“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是一种缺少诠释学循环的单向诠释，不为无据，可是他似乎没有充分领会乾嘉儒学有明显歧异于宋明儒学的义理建构。当然，不回应方氏的方法论诘难，乾嘉儒学似乎亦难以进一步深入和转进。 儒学在清代不仅是官方正学，也逐渐向下层民间普及，儒释之争在所难免。在乾嘉心性论领域，与正统性善论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相应的是，儒释会通与诸子学地位日益上升的“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讨论和运用荀子、墨子、告子等人的人性论，或者站在儒释会通的立场上重新阐释儒学的心性之学。儒学对于佛学和诸子学的大胆开放，“实质上是相对于正统儒学的异端学派的崛起，是一种思想解放潮流”（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这种思想解放的气息当时在彭绍升、恽敬、龚自珍、魏源等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晚清以来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蔚为潮流。 经史之争，在乾嘉时期也迈入了新阶段。清代经学的内部压力主要表现为乾嘉经学中附庸蔚为大国的知识分立运动，其外部压力则主要来自于史学、子学和文学，尤其是史学对于经学义理及其研究方法上的解构性批评。中国传统经学与史学之间“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要以十八世纪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典型代表。继章氏之后，龚自珍亦有六经皆史甚至诸子皆史之论。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纠正尊经贬史的乾嘉学风，更意图通过为五经正名的方式“求六经之本原”，进而重塑经学体系和崇高地位并恢复经学的经世价值。 中西之争，本不在乾嘉儒学重点观照的视域之内，但它随着儒学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显得愈来愈重要，直接影响到儒学的近代命运。时至晚清，康有为等人在造就维新与革命等新思想时，仍旧大多采用了乾嘉儒学的考据学范式。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西风东渐愈来愈烈之际，乾嘉时期所奠立的儒学基调也没有改变，其全面整理国故的故事反而成为榜样，受到肯定。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章太炎的国粹主义，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和傅斯年的史料主义等皆与乾嘉学统存在着明显承继关系。尤其是在甲骨文、敦煌文书、殷墟考古等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中，乾嘉儒学的考据学功夫更是跨越了时代大放异彩。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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