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这样的历史态势中走进历史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31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蔡震 参加讨论
 这一场风起云涌的世纪革命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过程，学术亦不例外。中国史学原本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当然更不可能游离于“革命”这个主题。所以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视野来说，郭沫若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的。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在当代史学研究领域出现多元化取向的情势下，对郭沫若的评价或被质疑或被模糊，甚至被颠覆。个中缘由，既源于对唯物史观史学做历史思考时走入误区，也由于将郭沫若史学研究等同于郭沫若史学论著（其阐述的种种学术观点）研究所造成的偏谬。 郭沫若进入学术领域并领一时之风骚已为往事，但那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存在，具有开拓意义的存在。我们今天来回看、评说这一学术文化存在，当然不应该“架空”历史，更不能妄说历史。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说到史学家郭沫若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忽略，或者说不清郭沫若是怎样走进了史学，并且走出了那一片辉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80余年前的历史场景中，再去看一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转向历史学研究 “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 1928年仲夏，携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千叶县市川市乡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种写作欲望扰动了。他已沉寂了近半年，其间主要精力都用来读书，因为一方面，远离国内生活现实，削弱了他的文学创作冲动；另一方面，与创造社同仁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迫使他大量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广泛涉猎文学、文艺理论、哲学、经济、历史等社科领域书籍。与此同时，经受过大革命风云激荡的洗礼，国内思想文化领域正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亲历了大革命的郭沫若当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于是，在阅读与思考中，郭沫若萌生了学术写作的冲动：“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念头：“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那么，从哪里切入学术思考？郭沫若首先想到把幼时背得烂熟的古代典籍《易经》做一番研究。在东京的旧书店，他花六个铜板买了本日本版《易经》，还是明治时代水户藩的藩学读本，就这样，他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很快便写出《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初秋之际又完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一年后，他将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陆续撰写的一组论文及“追论及补遗”三篇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于1930年2月出版。三个月后，郭沫若又增补了根据新见史料所作“追论及补遗”七篇，印行了该书第三版，始成内容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激起很大反响，成为论战各方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关注的不仅是他的观点，更关注他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郭沫若以唯物史观史家的学术姿态登上中国史坛，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 从文学创作骤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革命活动转入学术领域，郭沫若在人生道路上的这一转变，颇有点戏剧性，而且看似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譬如，他的流亡之地如果不是在日本，他或许不会走进中国古代史和金文甲骨之学）。不过这一带有偶然性的选择，实际上正表现出郭沫若身上所葆有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从五四时期以新诗歌创作登上人生舞台起，郭沫若便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的姿态和文化创造的活力。他总是敢于挑战传统的思想观念，从不株守成说，勇于开拓新的人生追求，弄潮于时代激流的浪头。 郭沫若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是在他认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所以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支撑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他而言是一个必然的归宿。这并不单纯是对一种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的认同，更是维系于对一个科学思想体系的信仰与理性认知的选择。正如郭沫若致成仿吾的信中所写：“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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