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这样的历史态势中走进历史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58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蔡震 参加讨论
接受马克思主义 “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 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在朝夕之间，而是经历了一个认知学习的过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即接触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那时仅将其作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派别予以认识和了解。而对他更富有吸引力的是泛神论、生命哲学，是斯宾诺莎、伯格森、尼采，是“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然而，当郭沫若回到国内，接触到“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社会与现实有了比较切实的观察和了解之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使他较系统地阅读、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阅读和了解不是照本宣科、机械接受，翻译的过程同时是学习、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因此，他能够看到河上肇著作的不足之处：“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使得郭沫若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郭沫若“凿死了”思想上的“混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信仰为他所完全接受。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人生与思想转换期的郭沫若，首先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著述等方面摈弃了五四时期以个性本位为思想主导的观念意识。他从理论阐释到创作实践上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创造社作家一起开展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批判。继而他又投身国民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历经北伐军旅、南昌起义的炮火硝烟。郭沫若再次回到文化战线，虽然是走进一个新的领域——学术研究领域，但他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姿态前行，其实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在郭沫若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他那样的社会经历、文化经历、革命经历，而又能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的人，确是凤毛麟角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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