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我与宋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29 文汇报 胡梦霞 参加讨论
2017年1月6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师说，我与宋史”在北大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主持，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大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我为什么研究宋史 赵冬梅：各位老师最初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又为何留在这个领域？四位老师都可以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宋史研究，宋史究竟有何魅力长久地吸引了各位？ 伊佩霞：我一开始并不是做宋史的，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从汉到唐的中国贵族家庭，做的是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但是1978到1979年的时候，我决定转向宋史研究，因为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宋史研究的资料比唐史研究丰富很多，宋朝出版物、笔记的数量能让我继续研究这个题目。而我留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因为我对宋朝的印象非常好。我喜欢宋代的艺术、喜欢士人作为社会主导阶级的理念、喜欢宋朝的城市生活。当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有英文版，对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宋朝有一种文明的理念，用文明抵抗军事。而我们那一代人都反战。宋朝也是一个避免战争的时代。 包弼德：我本来也不是学习宋史的。我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对当代中国有兴趣。我生长在一个左派家庭，家人的政治观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在家庭的影响下，我年少的时候觉得应该要多学习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1966年，我入莱顿大学，正好是“文革”开始的时候。不到一年我就开始检讨，觉得当时中国的状况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对历史感兴趣，当时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研讨课，那是我们项目模仿美国的模式第一次开研讨课。研讨课的主题是南宋的杭州，讲到《梦粱录》。当时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看《梦粱录》发现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后来，我就比较能接受中国的近代是从宋朝开始的看法了。唐宋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迁，对历史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我就开始学习宋朝历史了。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宋史，而是从8世纪到16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 包伟民：研究宋史对我来说是“被选择”的过程。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认为，假如有第二个选择，我不会选择历史。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工程学。我今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我自己的兴趣。1977年10月恢复高考，那时我初中毕业五年，绝不可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考理科，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化学和物理课，而且作为一个初中生在教室里上课应该也不超过一年。当时我们参加学工、学农、挖防空洞、野营、拉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没有正正经经上课。这是第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我不能选理工科，只能选文科。当时文科只有三个专业可以选：政治、中文和历史。我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喜欢政治。我也不喜欢中文，因为我觉得中文系就是写小说，我也不看小说。剩下只有历史了。后来考研究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老师研究的是法国史。我不喜欢法国史，所以就选了中国史。我也不喜欢近代史。于是只剩下古代史可以选择，而古代史唯一的老师是教宋史的，所以我选了宋史。 当然我后来留在宋史研究领域，还是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在里面。其实还真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宋史。90年代后期，我有段时间转向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研究，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在小镇走，江浙一带农村的小镇还没有商业化，非常宁静祥和，我觉得非常愉快。还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我们研究古代史的如果对一个话题感兴趣，要看很多书，但真正落实到这个题目又会发现材料永远不够。相比较而言，我曾经从事过的民国历史研究材料实在太多，需要判断好几十条材料里面哪一条值得引用。我会觉得被埋在近现代的材料里了，我不是太理得清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就是邓老师常说的“牵动性”的材料。而我对宋史相对熟悉一些，因而宋史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这样我就回到宋史。 邓小南：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些地方是类似的，有被动的一面。很多人可能想，我学宋史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我父亲做宋史，所以我自然做宋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没有“文革”，我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初中生的理想是做一个文学家。我上初三时，北大附中语文组的沈礼棻老师指导我写一篇文章，叫《中学生怎样写作文》，准备登在当年的《中学生》杂志上。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让我觉得将来可以尝试写文学作品，当作家。“文革”期间，上山下乡，逐渐感觉自己的浪漫色彩不够，所以放弃了这个目标。 我和包伟民老师一样，考大学的时候选择范围很有限。我没有参加77年的高考，因为当时我父亲说，如果初中生能考上大学，这还叫大学吗？我觉得说得很对，所以77年我就没报。我在北大荒十年，其间当过小学老师，后来我发现，我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小学教的学生，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学生写信来报喜，同时也问老师为什么不考大学。在环境氛围鼓舞下，78年就参加了高考。当时就想找一个离政治远一点的专业，所以就选择了历史。那时候北大文史学系招生分数最高，法律系、经济系取分比较低。吴志攀校长曾经半开玩笑说，北大历史系在他们天津只招一个学生，他当时也报历史系，但被成绩更高的荣新江老师挤下来了，就“只好去学法律”。 上了大学以后，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一点不同，我从来没上过宋史课程，因为当时没有老师教宋史。我自己关于宋史的初步知识，是从张广达老师的通史课《中国古代史》里学到的。我们大二时，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开了《敦煌学研究》，我们跟着这两位先生真正进了历史学的门。那时候星期六排半天的课，所有的星期六下午，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会带着选课的学生读《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我对职官制度多少有些了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选修课少，选择余地小，我们班41个人大概有十多位选这门课。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去考隋唐史，班里的同学肯定会自己挤自己。于是我决定报考当时很少人报的宋史，然后就一直在宋史这个方向里。 其实并不是事先认为宋史有多大一片天地，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宋史的好处是空间比较大。所谓“空间比较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都有新材料出现，也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跟这些朝代的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深度也不够，所以研究的空间很大。现在说“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其实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些方面没有那么成熟，一些成说定论也还值得斟酌，再认识的空间相对开阔。另一方面，也是指材料的开拓、利用这些方面空间比较大。如果跟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或者隋唐史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比一比，就 能看出，我们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开掘程度都远远不如那些学者。这就留给后人比较大的驰骋涵泳的空间。这几个方面是影响我、让我在宋史这个圈子里继续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