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我与宋史(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0:11:51 文汇报 胡梦霞 参加讨论
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赵冬梅：下面我想问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实四位老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跨学科研究。包伟民老师的城市史、财政史研究，伊佩霞老师的家族和女性研究，邓老师也做过女性研究，以及信息渠道研究，其实这些研究本质上都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包弼德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是哈佛地理分析中心（CGA）的主任、中国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领导者。 我们做研究时需要社会科学理论。而社会科学理论，目前为止大部分来自西方经验，是对西方经验的总结。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曾经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置身于如此广阔宏大、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到目前为止却尚无突出的创造力。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与西方确实不同，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该如何摆正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包弼德：思想史可以说是距离社会科学理论最远的。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学者，我不是。最近两三年，有中国研究生说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方式和议题都是西方的产物，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能接受。比如，经济学也算社会科学，我们不能说它只是西洋的，跟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经济了。 19世纪时出现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也只是在西欧，法国、英国、德国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是那里出现社会理论，这本身也是个历史问题。那么，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不是一定限定于西欧自身历史、因此对我们思考中国历史就没有启发了呢？我想不一定是。如果因为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欧洲思想史的背景，并因此来断定说社会科学理论就只对研究西方有效，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伊佩霞：就我个人而言，社会科学是我选择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上了许多必修课。在社会科学课上我们读马克思和韦伯。我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主要基于西方的经验。如果要得到证明，应该有人去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中国是最大的值得研究的案例，但是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研究中国。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 我想研究贵族，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家族、性别、国家建设、军队、战争，这些在世界上都是普遍的议题。我还怀有艺术史研究的信念，但我不指望做欧洲艺术史的人对中国艺术史有什么关注。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我成了代表中国的人，带入更多外部的视角。今天做历史社会学的人确实觉得纳入其他地区的证据会更好。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需要更多的官僚制度，比如印度和大英帝国。但是我研究宋史发现，辽比宋更帝国化，但是宋比辽更官僚制度化。所以有时候你得承认，这个理论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有些情况下就不起作用了。 我认为像国家、战争、家族这些话题在世界范围内有足够的共性，所以你可以加入中国的证据，并引起人们重视。杰克·古迪（Jack Goody）就很重视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他是人类学家，专注于前现代世界。阅读他关于财产、识字率等许多不同话题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中国的证据的。我觉得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与我们研究中国之间有积极的关系。我个人不会致力于新的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能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的有趣材料，他们也可以运用这些材料，思考那些宏大议题。 包伟民：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历史学科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大约是这样的：要弄准很多概念。我的博士论文涉及财政领域，我不能完全用宋人财政领域的概念，而要去看现代人财政领域相关的书籍，去读这个学科的本科教科书，把相关概念弄熟。与其他领域学者的接触对我们的思考会有帮助。 邓小南：我特别认同伊佩霞教授说的，我们读社会科学是为了找一种研究方式，找一条思考的道路；而不是为了追求新鲜的词语与结论。像古迪的社会人类学，也许我并不做那样的议题，但是那些研究对我们做社会史、制度史会有启发。把握社会科学的“真谛”并不容易，我感觉，从一些经典、从研究范例入手去读社会科学的东西，可能相对比较有效。另外，某种程度上要在“对话”的过程中去读。有些东西我们一开始会觉得非常生涩，但在一个对话的环境里，会有逐步深入阅读境界的机会。 （胡梦霞 整理；孟繁之 校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