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我与宋史(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23 文汇报 胡梦霞 参加讨论
年轻学者如何选择论文题目 赵冬梅：就博士论文的题目来说，每个人的选择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是这里面应该也有共通的东西。那么各位老师认为，怎样的题目才是有价值的题目？ 伊佩霞：我认为选题很难。至少在美国人们压力很大，要尽早确定选题，写一份出色的开题报告并进行答辩。要是贸然进入，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题目上胶着十年。理想情况下，我认为可以通过比较阅读获取灵感。如果你研究宋史，可以多读一些明清的材料，尤其是一些二手资料。很多情况下，在前朝或后朝的某些领域，已经有学者做了有意义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宋史领域还没有做过。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着手点。 我认为也要和中国以外的地区比较。我们会要求学生选择一个中国以外的研究领域，学生们通常会选择欧洲历史。你也可以观察欧洲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将他们研究宗教和城市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史的研究。艺术史领域最好等你阅读了足够的一手文献，知道这到底是否可行以后才去做研究。我看到很多人开题报告写得很好，但是没办法开展研究，因为材料太少了。在我工作的华盛顿大学，系主任想让学生的博士论文快速过审，学院想让候选人更快地过审，所以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抗这一系统，最终选一个好题目。 包弼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兴趣去选题目。很多题目或领域不一定是按照朝代发展的。比如，所谓的宋明理学不是从宋朝初年开始的，而是在熙宁年间、元祐年间开始发展，到元朝、在蒙古人的领导之下才真正建立的。所以朝代固然有用，但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立场上来讲，我们也有别的视角。 如果你对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感兴趣，例如家族的发展，思想的转换，或者价值观的变迁，那么你需要考虑，在这个领域之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什么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学生有很有意思的话题，可是和当时的历史情景根本没有关系。或者，有些话题在今天的学术界很重要，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材料支撑。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就应当是重要的，材料也肯定足够。 可是，上面我提到的所谓领域和话题还不能算是一个研究题目。研究题目是什么呢？如果当时某个现象是重要的，那我们需要去解释那个现象为什么会变得重要。为什么本来一个不太重要的趋势会变成非常主流、非常重要的现象。然后你要了解这些现象在当代的学术界是如何被解释的，如果现有的解释已经充足、有说服力，那这个现象也许你就不必再研究，如果现有的解释不能说服你，那你再动手研究。 我本来研究宋史是出于对制度史的兴趣，我比较常用地方志、《宋会要》这样的材料。可是后来开始念四书五经，我的兴趣就变成了思想史。在唐宋变迁之际，在思想史方面最重要的现象就是道学的兴起， 同时，在社会史方面也发生了从唐代的士家大族到宋代的士人社会的变迁。我认为这两个现象应该有关联：社会变迁就是精英的变迁，也有思想的变迁。怎么去解释宋明理学、道学变成了主流思想呢？我对当时已有的解释并不满意，所以就有了我的博士论文。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苏轼和苏门四学士的。他们觉得他们所投入的文学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支流而已。我读《宋元学案》，发现苏轼和王安石是最后几卷，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能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可是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主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我当时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 伊佩霞：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和外国的研究者在选题上很不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让人对你的题目感兴趣很重要。我认为，如果要一直保持你的研究兴趣，就必须想象有一个和你趣味相投的读者群。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人对宋代的思想史感兴趣，会读你的作品。一般来说你研究的历史时段越早，找到很多读者的概率会越小。做清史肯定比做宋史得到的读者多。到底是研究前人没有开垦过的领域，还是做别人做过的题目从而可以与同行对话和交流，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的。 包弼德：我也要补充一点。伊佩霞教授讲得很对，我们知道她本来是做唐史的，后来变成宋史。我们的解释是因为研究宋史的人比研究唐史的人聪明——至少是更多。（笑）但我不完全同意说选择的题目必须一定得有人感兴趣。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苏轼和他的弟子，我还记得我第一个老师非常反对，他说，文学和历史没什么关系，他们并不重要。我说，可是当时的人都说文学很重要。我问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们不重要。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知道。有时候你要反对你的老师。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我的看法，大概一直都没接受吧。 包伟民：在中国现在的学术生态面前，即便读了博士，还是有大量的博士去做了公务员，去做了其他工作。因为学术领域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就业市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考虑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所以我有时会特别功利主义，博士论文体量大，如果选错了，回头过来另选一个那就要命，恐怕没有让你推倒重来另选一个的余地。现实地考虑，首先得有足够东西写，也就是史学叙述的量得占比较大，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体现你的思想。 要有叙述的内容，得有相应资料的支持。但更为难的是，究竟什么是问题？邓老师老说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要找有牵动性、联系到的社会现象比较广泛深刻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在有人写一篇宋代农民战争的博士论文，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你得想一想，你挑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感兴趣。 所以我不太赞成同学做没人做过的题目，因为没人做过其实也就说明没人感兴趣。现在不可能再有没人做过的好题目留在那里。今天大家感兴趣、听众比较多的恐怕多半是老题目。我想我们的本事就应该在如何把旧题目做出新的味道。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做城市史，当时非常犹豫，这是一个老题目，但我很有兴趣。唐宋城市史的起点文献是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这篇文章。我想我如果不能在这篇文献中找出可以深入的余地来，就放弃这个题目。于是我把加藤繁文章中的每一条材料都对着原书读，对了以后我慢慢有了信心——像加藤繁这样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把一个题目做完，更何况那时候的研究条件不如我们。所以大家应该有信心。 邓小南：论文选题确实比较困难。田余庆先生曾经说，一个做历史的人如果找不到题目，那就是一个致命伤。到底该怎么选题，我认为，首先从阅读中来。包括阅读加藤繁这样的大师的一些著作；也包括阅读史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从比较里来，很多想法是从比较中产生思考，进而“激活”的。就是伊佩霞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和其他的、前后时代相比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经常看到，某些时期会集中、大量地出现过去很少见到的话语表述，出现一些特别的处理问题方式，这些可能就是值得琢磨处，可能就是选题的方向。 我们说到选题，首先是一个方向，然后才是一个题目。方向的确定很重要。比方说，我们都学过隋唐史，通史课程都是从唐讲到宋的，那么宋到底跟唐有什么继承性，有什么不一样？像包弼德老师关注的是从思想上有什么异同，伊佩霞老师关注社会生活方面有什么异同，我关注从政治史方面有什么异同。我们读陈寅恪先 生的著作都会注意到，他说唐代中后期河朔地区的胡化是个严重问题；那么为什么到宋代“胡化”就没有了呢？河北、山西是五代、宋初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胡化现象怎么淡出甚至被消解了呢？从长时段来看，这显然是个问题。但很多年里没有人讨论这些，好像唐代的问题在唐代就结束了，宋代的问题都是另外发生的。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另外，我们的研究都有特定时段，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单元。我们研究宋代，不是从公元960年开始，任何问题都有它的前因，可能也有其后来的影响，所以你不管研究什么，都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单元。比方有些问题，从晚唐、五代到宋初，尽管跨越三朝，但可能从属于一个时间单元，当时碰到的挑战差不多，解决应对的思路也是渐进的。类似地，如果研究思想史，可能有另外的时间单元；研究家族史，又有不同的时间单元。所以时间单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说到“牵动”，什么是牵动？要靠问题去刺激问题、引领研究，这就是“牵动”。有一些问题，起初是别人提出的，有的他认为已经解决，有的还搁置在那里。其中有些值得跟进思考。包伟民老师刚才说，大面上的问题我们确实都有所覆盖，但是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人去动。之所以注意到这些问题，是由现在的一些研究议题带动、“激活”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关注宋代的尚书内省其实是受罗祎楠启发。罗祎楠当年跟葛兆光老师写硕士论文，我读他的硕士论文时，注意到他讨论元丰期间官僚机制的层级化，官僚机构分别处理不同的事务。论文中有一段说，来自各方面的报告、请示、章奏都送到禁中，然后皇帝将这些事务分类后送到不同的部门处理。当时我问他，你以为皇帝是个收发室？皇帝若是负责分拣材料，每天就不用做别的事了。这一问题当时确实不好回答。可是这个问号一直压在我的心里：当时这些材料进入禁中后，谁来做分类、编目、筛查、分发这类事务？追踪下去，后来就有了写尚书内省这篇文章。 所以有些问题，需要有敏感，然后去跟踪。有时候我们自己写文章，觉得哪个地方可能有疏漏，一时处理不了，可以加一个注释，容日后再讨论；也有时候，我们没加这个注释，把一片空白暂时存下来了。但是这些压着的东西，你心里得要明白，要知道这就是将来追踪的一个线头。线索是靠线头拉出来的，一些原有的东西会激发新的问题意识。 另外，我会跟学生说，本科论文我觉得选题范围可以宽泛些，本科时期属于思想方式和学术议题可以相对自由驰骋的阶段，不妨多接触各类内容。但是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应该找相对比较实在的题目，例如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之类，这样比较容易凿实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换句话说，不宜把选题重点放在“书写”上。历史“书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你要分辨什么东西是“书写”的结果，剥开书写对于史实的层累式包裹，需要有实在的基础功力。所以最好首先走稳“实”的这一步，在此基础上，对话语之类“虚”的东西才能把握得当。 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术圈，确实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对这些兴趣的感悟，需要有所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顾及学术圈当下的学术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某些兴趣是靠前沿的研究引领出来的。比如文书的研究，十年以前没法说谁对它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些年就很不一样了。当然这与徐谓礼文书的发现有关系，但在这之前，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老师还就此申请了国家重大研究课题。所以我觉得真正扎实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应该会有引领的力量。 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写论文，大多关心有些现象背后为什么是这样，关心why，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非常关心how，关心路径的问题，关心制度、设想如何实现，如何扭曲。比如我做宋代官员的考核，除了研究书面规定之外，还要问朝廷如何知道地方官员有什么表现，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是惩罚还是表彰？实践往往与宣称不同，从初衷到结果，其中有很长一段路，有非常大的演变空隙。将来如果要讨论2016年的交通状况，我们肯定不能按政府公布的交通规则来研究；但这也不等于说这个规则没有用，如果没有交通规则，那么交通状况肯定更加混乱。究竟起到作用的有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桥梁、路径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也是选题时值得注意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