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清末民初的区域司法裁判”(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0:11: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记者/王广禄 通讯 参加讨论
三、清末民初的基层司法与裁判 南京大学教授张仁善认为，基层司法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是民国乃至整个近代司法改革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既有人、财、物的问题，也有时代局势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兼理司法，司法权与行政权完全合一，易于引起县长司法擅断；设立司法处后，县长不掌司法，仍兼理检察职务及县级司法行政大权，但未能认真履行检察职权，有的不但不妥善配合司法，甚至公然对抗司法；国民政府后期，法界虽有废除县长兼理检察职务的倡议，却未能落到实处，底层民众饱受司法腐败之累。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唐仕春指出，数据显示，直至北洋时期结束，中国绝大多数的基层地方都没有设立专门的审判机关。北洋时期虽然政治分立，但是北京政府与多数省份在司法领域还能大体保持统一；司法断裂的过程与政治断裂的过程并不同步，断裂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方。当时全国各地的诉讼规模存在多样性，多数地方处于“好讼”与“无讼”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在结案方式方面，全国地方厅的结案方式以判决与和解为主，多数时候司法机关的判决比例要高于和解的比例。 苏州大学副教授汪雄涛认为，学界关于“中国式诉讼”的描述和界定大多是从官府的角度提出来的，忽略了作为细故案主体的普通民众，而从民众视角出发对细故案的告理进行重新审视就显得非常必要。清代州县的诉讼有时并不能视为一种完全意义的诉讼，而是“半讼”。究其原因在于，民众由于官府掌控诉讼的闸门和诉讼成本问题无法自由诉讼，而官府则由于人力、财力所限不得不消极应对纠纷。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洪佳期认为，《塔景亭案牍》是观察“县知事兼理司法”问题的窗口。《塔景亭案牍》虽然记录了1913年8月之前的案件，距1914年暂行条例的颁布仍有一段时间，但还是可以该案牍为考察点，理由有二：一是1914年暂行条例的颁布应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承认，二是政权的更迭并不意味着社会基层的颠覆，立法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司法的“与（立）法俱进”。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李晓婧指出，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制度的影响，纳妾行为被视为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民国时期法律对纳妾行为的规制在刑法上涉及两个罪名，一是重婚罪，另一个是通奸罪；在民法上也涉及一种违法行为即通奸行为。通奸罪在1928年刑法和1935年刑法中都是有规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是丈夫利用通奸罪的罪名来起诉妻子，而没有妻子起诉纳妾的丈夫，通奸罪在现实中并没有发挥对妇女的保护作用。 四川大学博士生陈长宁认为，当中央立法无法契合地方客观情况时，地方司法者通常不会选择直接对抗，而是倾向于在既定的制度空间内，采取与立法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的执法方式，并从中寻得与地方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灵活性，即呈现出一种地方司法服从中央立法文义、却疏离立法目的的悖论性景观。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李洋以沈锡庆法官为切入点，探讨了法制近代化视域下民国江苏的司法审判。他指出，清末至民国虽只有短短数十载，就近代这个充满张力的时代而言，沈锡庆只是那个时代万千众生的一个普通剪影。透过他负笈东洋、投身法界、启迪懵懂、推动改革、潜心实践等断续的篇章、片段，却也能勾勒出一幅民国司法变迁的画卷。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学者解析中俄二战重要贡献
- 下一篇：重返历史现场 保护抗战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