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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史: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因此,深化对史学流派的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西史学皆然。笔者在这里以近代西方史学流派为中心,试作小论。
    史学流派层出不穷
    “流派”与“学派”同义,似可混用。不过,一般在泛指时多用“流派”,单指时多用“学派”,如法国年鉴学派。就西方史学而言,史学流派大体是近代的产物。在西方古典史学时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始终是单枪匹马,没有传人,当然未形成学派。其后,修昔底德在史学上另辟新路,留下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续写者不乏其人,但也未形成“修昔底德学派”。不管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还是撒路斯特乌斯(又译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都没有形成什么“派”,遑论西方史学低落时期的中世纪史学。
    14世纪由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人文主义思潮,至16世纪已席卷西欧诸国。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方向,标志着近代西方史学的开端。因此,近代西方史学流派最先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5—16世纪,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城邦,涌现出了布罗尼、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瓦萨里等历史学家,被后世学者称为“佛罗伦萨历史学派”。
    大致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是博学派历史学家称雄的时代。他们重视史料,搜集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和出版,为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伏尔泰为首的理性主义历史学派实力雄厚,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法国之外的英德等国都颇具影响。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撰写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以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也别具一格,卓有贡献。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西方史学从理性主义史学过渡到浪漫主义史学,此时德国哥丁根历史学派的地位不可小觑。19世纪20年代,兰克与兰克学派横空出世。兰克学派之要旨,正如吴于廑先生所指出的“两项原则”:一是史料批判的原则,即审核史料是否原始,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一是严守纪实的原则,即根据经批判审定的史料,写如实的、为事实还其原貌的历史。兰克学派的理念及其实践,极大推动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进步,并成了近代西方史学史上最具影响的史学流派,成为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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