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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运用的规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但史料不是直接的历史证据,更不等于历史本身。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就是回到学术本身,以更加充分可靠的材料厘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阐明古今之变的规律。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史料,便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并且这个回答不断因应着史学研究的实际进程。这里,我们邀请何建明、李剑鸣、晏绍祥三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学术主持:
    马 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
    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考辨史料真伪和价值是治史之基
    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轨则的首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
    马征:历史研究要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研究者应当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
    何建明: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而学术的创新无不因为有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史料,三者至少必备其一。近百年中国学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以及各种地上的和地下的、外国的和不同文字的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尤其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遗书、明清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及秦汉简帛等新文献(字)的发现和整理,更是直接带来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巨大改变,以至于历史学家傅斯年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但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史料学在近百年不断出现大量新史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家无不首先运用史料学来处理和分析史料,以此作为其开展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李剑鸣:现代史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史料概念的扩展。第一代专业史家重视前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他们相信,运用这种史料就等于让“亲临其境者”说话,就可以揭示过去事件的真相。20世纪初以来,史学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拓展研究领域,史料的外延也随之逐步扩大;那些以前不被视为史料的材料,越来越受到史家的青睐。近期社会史和文化史不断取得新进展,史料的概念也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字的、实物的、声像的材料都进入了史家的视野。可以说,在一个敏感的当今史家眼里,任何保留过去信息的材料,不论载体和介质如何,都有可能成为史料。当然,史料概念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过程,而是与史观、题材、领域、方法等方面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马征:无论史料的概念如何发展变化,考辨史料都是为了使史学研究具备客观真实的基础。
    何建明:“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者经常讲的。这里的材料也称史料。通常讲的史料,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们对历史事件(或事实)的记录,这种记录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历史证据,它们会因为记录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因素,而与实际的历史事件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有的甚至是与实际事件完全相反的信息。也就是说,有些史料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相,有些反映的则是历史的假象。因此,历史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进而确定某一史料的价值,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把我们的主观价值随便放进去。这就要求对史料的真伪做出科学的鉴别。史学研究者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判断、整理和运用,使之成为探究历史真相的确凿证据。
    李剑鸣: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轨则的首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不过,这些考辨史料的方法,大体是针对文字材料而形成的。当今史料的类型和形式高度多样化,因而考辨史料的方法和技艺也随之变得复杂和多样,除了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语文学、铭文学、徽章学、谱牒学的训练之外,史家还需要掌握历史语言学、历史语义学、语境分析、文本阐释、对比分析、“E考据”以及其他多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当然,所有这些工作的前提,是高度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惜用极大的心力认真处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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