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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运用的规则(4)


    
    警惕史料运用中的陷阱
    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的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是基本道德底线。
    马征:中国史学在领域、路径和方法等方面的新变化对于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史料问题,史料的“新”与“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更新史料研究的同时是否也会带来一些陷阱?
    晏绍祥:历史研究的创新通常包含两个方面: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结论的提出。因此,新材料的出现当然会深刻影响史学发展。例如在雅典发现的铭文证明克里斯提尼曾在僭主政治时代担任过执政官,从而有效证伪了希罗多德一直强调的阿尔克麦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敌人的说法,然而即使如此,僭主政治的确是被克里斯提尼推翻的。在此,新材料固然可以部分地解构旧史料,但事实上它更多地是补充了历史图景,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因此,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强调史料本身的主观性,指出了史料本身带有偏见或者建构的特征,但这样的观念本身并不新奇,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已经在有关史料的讨论中指出了部分史料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性。虽然如此,后现代主义能够从史学工作者主体的角度,把史料即历史学者观察对象客体本身具有的主观特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仍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学者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既然所有的历史,包括史料在内,都是作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任何著述,都带有作者个人的偏见,所以历史也就没有任何真相可言。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解构史料的风气,严重败坏了史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小心对待。
    何建明:最近一些年,学术界比较流行利用新发现的书信和日记进行历史研究,这固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书信和日记毕竟是私人记录的史料,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准备写一篇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的文章。张先生曾经对笔者讲过,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等著名学者在给他的书信中,多次称赞他在历史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重要贡献及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治学精神。于是,笔者希望引用这些著名学者的评价。但张先生很严肃地对笔者说,这些私人信件都难免有溢美之词,不能轻易作为人物评价的历史证据。他还说,对待史料不要盲从,一定要首先弄清它的真假和是非,对于私人信件和日记的利用,更要慎之又慎,因为这些材料虽然不见得都是作者刻意去造假,但是,有意回避一些问题,避重就轻地处理一些问题,对朋友和自己亲近的人多说一些好听或赞美的话,是人之常情,都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对于私人记录的史料,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来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更不能作为论述历史的主要证据,但可以作为补充和辅助材料。
    李剑鸣: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在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环境史和当代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与此相应,新的史料也不断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和利用。谱牒、碑铭、地方档案越来越得到重视;书信、日记、账册、笔录、供状等民间材料,也出现在许多论著的参考文献当中。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史学界在史料的保存、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的局限。大量民间史料流入废品收购站,只有少部分在化为纸浆之前为有心人所抢救出来;档案解密和查阅制度还不够完善,图书资料的开放和分享还有待提高。
    前辈学者严耕望有一句名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意思是好的史家不仅不必讲求新材料,而且能用寻常史料写出上乘文章。这的确道出了某些杰出史家的独到之处,但不能成为反对发掘和利用新材料的根据。事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同不断发现和利用新材料有莫大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用心寻找和使用新材料。当然,在追寻新材料时忽视旧材料,或者对没有新材料的问题不做探讨,也是另一种偏向。说到底,相对于史料的“新”和“旧”,用好史料更为关键。使用新材料写出好文章,借助旧材料取得新成绩,都是很不容易的,也都很有意义。
    后现代主义史学并不是不要史料,也不是不讲证据,而只是强调,史料不过是当时人留下的某种解释,并不指涉过去事件;如果把它们看成过去事件的事实性信息的载体,就会受到史料“制作者”的误导或欺骗。对于这种说法,多数职业史家都是不愿接受的,因为它混淆和模糊了当时人记录同后人的记忆或诠释之间的界线,低估了史学专业技艺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挑战了史家长期所追求的治史的目标和意义。不过,反过来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警示,在处理史料时,要高度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陷阱,更细致、更审慎地考辨史料,这对于更好地达到求真的鹄的,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马征: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论述。今天,史料的内涵外延不断发生变化,运用史料的方法也不断更新,但我们仍然要在求新求变中科学地运用史料,避免各种主观虚无的陷阱,以便更好地寻求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从而以史明镜、以古鉴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