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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运用的规则(3)


    审视史料背后的历史“语境”
    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向随意剪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做法。
    马征:任何史料都不是孤立、静止、片面地存在的,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将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
    李剑鸣:史料要转化为证据,当然离不开史家的解读。前人论学,都强调对史料理解要准确,运用要恰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语境”的把握。对于具体的史料而言,其“语境”往往是多重的。首先是“历史语境”,就是这一史料产生或所涉及的事情发生时的具体情势;其次是“文本语境”,指的是这一史料的“上下文”或与其他类似“文本”的关系;最后还有“学术语境”,也就是史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只有把多重“语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了解史料的“原意”;只有在把握“原意”前提下运用史料,才能形成可信的历史解释。换句话说,仅有史料是无法真正开展研究工作的。
    学术界对“语境主义”史学早有质疑,其主要理由是,所谓“语境”不过是由另一些“文本”所构成的。这样说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史家在重构“语境”时所依靠的确实是各种相关知识。这告诉我们,要准确而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史料,就必须尽可能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关于史料产生时代的知识,关于史料所涉之事的知识,关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者在解读具体的史料时,相关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在头脑中对各种信息加以重组和融合,进而形成有助于看清史料“原意”的透镜。
    何建明: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向随意剪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做法。通常我们对史料的真伪鉴别着眼于其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或事实)是真还是假,期望通过史料找到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事实上,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或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往往是历史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存在着真或假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历史“语境”中全面地分析史料。
    比如我们今天都很重视的民国档案史料,作为官方的档案,民国档案有许多是记录各种组织或社团成立的申请和批准材料,也有的是各种民事和刑事纠纷的申诉和处理材料,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材料。仅就民国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材料而言,从民初档案当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政教分离的原则指导之下,当时申请并批准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是非常多的,给人感觉好像民初的中国宗教界有一种普遍的现代历史自觉。可是,最后正式成立并能够持续开展活动的社团非常少见,而成立后昙花一现的社团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少宗教社团的成立申请,是为了达到民国政府要求的成立宗教社团的基本条件而制造了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宗教社团在得到政府批准成立后只是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成立现代社团,尤其是许多宗教社团都是因为谁当会长、谁当秘书长之争而僵持不下,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看了民初宗教社团成立申请和批准的档案,就以为其中的申请都是真实的,恐怕就只是通过史料了解了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把握历史背后的真相。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