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53 文汇报 王世伟 参加讨论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张元济的“失踪”与再发现
- 下一篇：薄守生：推进中国语言学史研究